第二，我們總認為中國是個中央集權化程度很深的國家，運作國家的一切決定都出自北京，這當然不是真的。中國有約14億人口，不可能事無巨細都由北京決定。中國在漫長的歷史中總結出一個經驗，唯一可以既維持統一又確保國家機器正常運作的辦法是對地方差異給予足夠的尊重，或者說“一文多制”，即“一個文明多種制度”。當代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對香港回歸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這種思維與民族國家的思維截然不同，它來自中國悠久的文明史。
第三，是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我們認為治理在本質上是普選權、多黨制，中國卻不一樣。正因如此，西方長期以來一直堅信中國當前的體制是不可持續的，是缺乏合法性的。但如果你關注關於中國治理的學術研究，關注皮尤研究中心的全球調査，就會發現中國人對政府治理的滿意度非常高，完全具有可持續性。儘管中國體制與西方存在巨大差異，它仍然享有巨大的支持和充分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有三個重要因素：一是中國人將國家看作社會的化身和守護者；二是中國人關於國家治理的思想源於家庭，所以家庭就是國家的縮影；三是中國至少在隋唐時就有了選賢任能的傳統。這些因素綜合在一起，導致中國人對國家治理的理解不同於西方人，而這樣的治理模式又是非常有效的。
第四，西方和中國對普世性的理解大不一樣。歐洲將普世性看作一場傳播福音的布道，要改造世界，通過殖民、宗教、語言、文化等方式，把文明的信息傳到尚未開化的土地。中國不認為普世性的表現是自身的外在化，而認為自己是中央王國，是文明的終極形式，因此根本沒必要離開中國。所以，中國的普世性是一種留守型的普世性，而西方的普世性是一種向海外進發的普世性。
辨析以上差異，對理解中國的世界觀和中國的全球角色非常重要。
所有國家的擴張都遵循一個規律，首先是經濟，經濟不強何以成為強國？因此，不論英國、美國還是中國，現代史上所有大國都在不同程度上符合這一規律。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共同點。但在此以外，回顧中國和西方的歷史就會發現一個顯著的差異。在西方傳統裡，軍事實力、政治權力和政治控制力非常重要。中國則不一樣，中國基本不侵略其他國家，也不怎麼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在某種程度上說，中國對外用兵的傳統其實不深，中國人真正重視的是文化實力。這樣一來，西方傳統和中國傳統就走上了兩條路，西方高度強調軍事實力，中國高度強調文化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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