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1945年以來不斷地發展民主的生活方式，基本上符合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成績固然還不理想，但連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的兒子胡德華都認為台灣政治開放和進步，相較於傳統封建王朝，“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質的飛躍”。這份“質的飛躍”蘊藏大量的正資產，就看識不識貨，會不會用，責任在己。
台灣若是本本分分地回到中華民族本位，繼承亞洲第一、中國史上第一且唯一之民主共和國的精神與歷史傳承，繼續提升自身的民主生活方式的素質與內涵，採取“民主和平統一之路”的戰略，與大陸開啟政治談判，應該是對自己最有利的一條路徑。對台灣而言，這絕對不是一條好走的路，但絕對是一條值得走的藍海之路。
四、台灣必須提出政治戰略才能破繭而出
兩岸問題是政治戰略的問題，軍事解決不了，國共內戰就是證明。或許有人要從經濟切入，更無可能解決，本文開頭就分析過道理了。
顯然，“和平統一”對兩岸是客觀上最佳的選擇。和平統一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這必須兩邊同意政治談判，經過政治談判後願意採取兼容的政治制度，似乎和平統一無法迴避自由民主議題。這種幾率在目前看來很低，然而，確實是對中華民族與台灣最有價值的目標，未必就會對大陸當局不利，全看怎麼面對現實與思考問題。依情勢而論，武統的可能性不能排除，高低難論，但大陸無論以什麼方式統一台灣，總會面臨“統後治理”的問題，又會回到政治戰略與政治制度的長期問題，還是甩不掉政治體制問題。
總的來說，兩岸之間確實存在“和平統一”的客觀機會與需求，為了台灣人民，台灣當局有責任與義務爭取兩岸和平的實現。
1、政治談判是必經之路
要啟動與落實政治戰略，爭取到和平，政治談判是必經之路。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迄2018年多次提出希望雙方坐下來談，2018年台灣方面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多次公開表示，“與其胡思亂想，不如大家坐下來聊聊。”如果民進黨都有此表示，國民黨更無理由拒絕。
問題的關鍵在以什麼身份和立場去談？前提是什麼？大陸要求接受“九二共識”，但“九二共識”已被操弄過度而搞成了夾生飯。不如直接站在國際社會“一個中國政策”的事實基礎之上，這個基礎就是“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台灣當局可事前公開言明：一個中國既不是中華民國，也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因為“兩岸互不隸屬”、“兩岸互不為代表”、“兩岸各自無以獨為全中國”，這是事實，不妨害“這一個中國的領土與主權完整”的基本事實。若執意要用中華民國的名義去談，就是不務實。不務實者必敗，這就是“一中各表”或“一中同表”不務實、不可行的致命傷。
要啟動政治談判就必須兩岸都採“內外有別”的做法，把國號擺一邊，“台灣與大陸”並列，誰都不吃虧，誰也都別佔便宜。這樣做，既有的國號不會消失。依目前台灣內部情況，在野黨（國民黨）當然不具備代表台灣與大陸進行政治談判的正當性，但對政治談判的必要性與戰略戰術是可以論述並作為政策主張的；以此區隔自己與執政者對台灣前途看法的不同，爭取民眾的支持，追求再執政而為台灣開創更好的前途機會，則是完全具有民主政治正當性的作為。
台灣內部的政黨或政治人物要擺脫“投降賣台”的紅帽子，就要積極主動而有效地對大陸單邊的強勢作風有所作為，又不從事類似獨派盲目無理、脫離現實地對抗大陸的做法；而是站在事實基本面之上，名正言順地吹起與大陸有理、有利、有節周旋的號角。如果一心衹想央人讓利，不敢積極作為，當然就有被以“投降賣台”抹紅的空間，國民黨的慘輸潰敗就種因於此。
再者，衹要台灣堅持“獨立自主地”談，堅決不受國際勢力的干預與影響，大陸應無疑慮，反而可能釋放更多的善意，或者至少沒能找到挑剔台灣立場的話柄，更增強了台灣的談判地位。表面上看起來，獨立自主下台灣必須與美國和日本保持距離，丟棄一些國際助力，其實這種勇於保持距離的態度恰恰會令美日一時心中沒底，主動探詢台灣的真意，尊敬台灣，拉攏台灣，令台灣掌握從來沒有的主動權。看看金正恩在2018年冬季平昌奧運之前如何與中國大陸反目所造成的效果，或許可以得些靈感。這樣的談判會令兩岸水漲船高，對大陸亦有絕對的好處。大陸當局應該要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要逼使台灣當局俯首貼耳地順從大陸當局的意旨，就不可能開啟有助於化解政治分歧的政治談判，“和平統一”將成為空想。
如果台灣能以這樣的思路規劃好兩岸論述，既務實可行，又戰略戰術主動，採取的每一步驟都必然極易攻佔國際一流媒體的頭版頭條，立馬抬高台灣在兩岸與國際間的地位，誰敢說做此主張者投降賣台？而且，與大陸進行這樣的政治談判對台灣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大幅降低“武統”發生的幾率。在台灣願意政治談判的前提下，大陸若執意出兵，將對內外無法交代。師出無名，風險特高，大陸豈能肆無忌憚？
有人提出兩岸對談“不要有政治前提”或“不要有任何前提”的說法。首先，人本身就活在一個巨大複雜的因果關係網絡中，每個人的生存本身就是無數前提的產物，說“不要有任何前提”是不現實的，人世間不存在這樣的可能。若是“不要有政治前提”，那麼，可以務實地“站在事實基本面的基礎上”進行談判，由於事實基本面是已客觀存在的開放性事實，非一方可掩蓋扭曲，以此為基礎，可避去對方單邊片面“政治”的限制條件。
台灣應該“根據事實，內外有別，政治談判，公開進行，反守為攻，獨立自主，破繭而出，主導議題，進退自在，與民交流，他為我用，設身處地，我為他用，十年為期，不必著急，統一且慢，談好再說”。
最後，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勢力可能阻止台灣進行兩岸政治談判，其實，這是多慮了。看看兩德統一的1990年、兩韓2018年的數度高峰會與2015年的馬習會，衹要當事的雙方要談，美國是擋不住的。
2、中華民國對台灣的意義與作用
兩岸關係中，存在一直被台灣自己糟蹋棄置的藍海空間。台灣能做而且還未曾做的事很多，如果做對的事且用對的方法做到刀口上，會產生迄今為止絕大多數人未曾認識到或敢於想像的化學變化，“政治談判”就是這樣的事。畢竟，兩岸之間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的矛盾，決勝關鍵是兩岸內部乃至中華民族內部的人心，不是外在的國際法理。人心是很微妙的，比起國際法理有大不可言的變化縱深。然而，在政治談判之前，台灣先要對與自己密不可分的中華民國的意義深入認知與瞭解，知己才能知彼。
台灣因為中華民國抗日戰爭的努力，免於繼續被日本殖民，人民的文化傳承與精神思想有機會回復與自己出身文化相符合的正常軌道與狀態，雖然有228事件發生，但根據歷史資料，主要是受日本殖民餘孽挑唆煽動所成。在政府希望和平解決、尚未決定鎮壓之前多日，暴民便已主動攻擊官署與軍警人員、軍事重地、搶奪槍砲彈藥、劫持公務人員、濫殺無辜、破壞官署與學校等公共設施，對台灣的建設產生重大的衝擊。更可悲的是，勾結外國人，想搞台灣獨立。試問，這種情況是哪一個文明先進政府可以容忍而坐視不管的，看看美國如何對付騷動暴亂分子就可見其一斑。
證諸歷史事實，1945年以後的台灣若不是中華民國政府進駐，殖民剝削、大戰殘荒之餘不可能依賴自己的能力快速復原，極可能發展成少數豪強富室宰制絕大多數處境堪虞之貧弱眾民的局面，這從豪強之家搶占日產與公產的行動見到證明。國民政府迅速平定228，使得台灣有安定的發展環境，從事各方面建設。台灣真正的“現代化”其實始自1945年，迄今受中華民國的保護與撫育，應為不爭的事實。
國共內戰期間，戰火未波及台灣，1949年暫告一段落，要不是中華民國，台灣必為中共解放，此為歷史事實，不必狡辯。若不是這層保護，一旦被“解放”，下場將會如何，看看中共1949年到1976年的黨史就不難想像與理解。
再往遠處追尋，中華民國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就是人民有機會真正當家做主。自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中國雖出現過更嚴厲的專制統治，但已不曾再出現私家帝王。北伐取得國家基本統一的形式，黃金十年的建設儲備對日作戰實力，八年浴血抗戰，打死200多個將軍，取得世界四強之一的地位，取消不平等條約，令中國人民真正站起來了，這是留給台灣人民之震古鑠今的歷史豐碑。國民政府念茲在茲的是要落實孫中山“民有、民治、民享”的憲政，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堅定不移地排除中共與民主同盟多人的杯葛，堅決制訂頒布《中華民國憲法》，於1947年起實施，中華民族自此進入到憲政時代。雖然歷經《動員戡亂臨時條款》的波折，民主憲政畢竟一步步地被在台灣落實開展，就人類文明發展階段而言，較諸大陸方面的體制進步。
在經濟如此快速發展過程中，台灣的貧富差距並沒有迅速擴大，蔣經國主政年代，台灣社會失業率極低，始終未出現貧富兩極分化的情形。在幾乎整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絕大部分時期，台灣以戶為單位的基尼係數（Gini coeficient）一直低於0.3，為世界人均收入分配差距最小的富裕社會之一。經過全球化擴大了貧富差距之後，到今天台灣的基尼係數始終還未超過0.35。
在諸多歷史真相越來越大白於世的情況下，無論中華民國的民主之路走得如何踉踉蹌蹌、搖搖晃晃，絕對“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質的飛躍”。中華民國的歷史實際上保護了台灣方面超過70年，這股事實力量能否延續，得看台灣日後的努力。
不過，台灣必須坦誠面對一項嚴酷的現實，中華民國的憲政體制縱使是中國史上第一且唯一之“幾千年來質的飛躍”，但不可否認的，本身有弱點或瑕疵。其次，它與目前或可預見之未來的政治現實有重大的差距，在正常情況下，要以中華民國體制填實一個中國的內涵，改變兩岸的政治現實，似乎是天方夜譚。然而，作為“中華民族幾千年來質的飛躍”，這個體制的最高意義應該在其本質上原始的原理、原則、目標、觀念與精神，而不在固定的制度設計。原理、原則、目標、觀念與精神是可以無限延伸擴展，發展充實，可以落實在不同的具體制度上的，具有創造新物、融合舊物的潛能，掌握這個核心要點，用力思索且努力開發未來的可能性，才是台灣的戰略潛能所在。
五、台灣資產對中華民族的意義
國民政府追求國家民族國際地位的平等，竭力解除不平等條約，推動中國的現代化，將國家發展的軌道轉向憲政。民國初年軍閥割據，國家四分五裂，國民政府在極惡劣的條件下，聯俄容共，經之營之，總算能有北伐的成功，國家“形式上”統一。繼之以黃金十年的建設，令中國各方面大幅進步，成績斐然，遠遠超乎預期。在追求中國國際地位平等的進程中，對日抗戰是最為關鍵的歷程，若不是蔣介石一再表達堅定不搖的抗戰意志與決心、痛斥和談主張，這場抗戰是打不下去的。
抗戰最艱難的時刻，國民政府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免費教育。根據專家的研究與粗略統計，當時完全依賴國家提供生活費的學生，達128,000餘人，其中就包括“兩彈一星”元勳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未領國家貸金或公費，但在國內各學府完成大學教育後出國留學，而日後成就卓著、對國家做出重大貢獻的學生，不計其數。
民國歷史資產不衹在後來的台灣發光生熱，連大陸同胞引以為絕對驕傲的、以為是中國強大基礎的“兩彈一星”也是直接受惠於它，其餘科技發展直接或間接受惠者自不在話下，1949年以後大陸所謂之中國強大的基礎其實來自民國的奠基與貢獻。
在抗戰期間，人員與物資移動困難，短短的8年之間，國民政府成立了一所三校合組的聯合大學。這是一所“最窮大學”，卻被譽為“中國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瑪峰”，所創紀錄空前絕後，這就是“西南聯大”。因要求嚴格，衹有3882名學生獲得畢業證書，培育出了2位諾貝爾獎得主、4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得主、8位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得主、171位兩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師。這是民國歷史上非常光輝的一個角落，遺愛兩岸，迄今猶受其澤被。
今日之台灣其實創下了中國自古以來不曾有過的紀錄，就是人民自己可以法治的和平方式管理自己，真是“人民當家做主”的時代，不需要“為人民當家做主”。台灣內部再亂，遠遠不及中國改朝換代時的亂局，這種表面的亂象本身是一種社會內部自我辯證力量的表現，如果能解決國家認同問題，目前加諸台灣身上的許許多多外部與內在的嚴酷限制將被解脫，這股力量本身與發展縱深必然可觀。曾經的“台灣奇蹟”就是在外部有大限制但內部無國家認同問題的情況下獲致的成果，足證筆者所言不虛。
大家不要錯誤地認知了，以為今日台灣之困境與辛苦是民主生活方式使然，其實恰恰相反，如果沒有長期以來的民主生活方式，台灣早就垮了。無論實踐民主生活方式的成績優劣如何，這等實踐的經驗是人民心理淬鍊的果實，假不了的，是極為寶貴的正資產，證明了中國人民是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巨大的文明飛躍，迄今獨一無二的無價之寶。這份經驗若能持續改良、提升、擴散，是讓中國人民學習蓄積更強大的心理素質的必經之途與必要程式。有強大的人民才會有真正強大的國家，這份台灣資產是中華民族真正偉大復興力量的起點站與堅實的基礎。
［作者簡介：朱駿，台灣政治大學博士，獨立政治評論員，著有《崛起大國的困境與出路—民主集中制的反思》（2014年出版，唐山出版社）、《兩岸和平唯一的出路——兼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道》（2018年出版）等著作。］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9年2月號，總第25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