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參考一下湯因比（Toynbee）所述的文明變動的公式：文明呈現有發生、成長、衰退、解體、向下一代文明轉化的過程。文明受地域的自然和社會環境的變化，以及地域統治者的行為，這兩個條件左右。統治者必須應對環境變化的挑戰，文明在應戰中成長。但如果應戰失敗，文明會開始衰退。統治者失去應對能力，社會又會拒絕服從，內部分裂。而統治者就更要強化自己權力，結果發生階級性的對抗運動，文明發生解體。
f，文明學的宿命性。文明學領綱的地域研究需要開拓建設性的文明學理論，警惕文明決定論，避免宿命論的陷阱。
三、“地域研究"文明學領綱重寫中華史、世界史
文明學如何領綱地域研究，綜上所述：文明在國際地域空間裡超世代傳承，它體現在人的行為模式上，亦即人們在不知覺中反復重複的行為。文明學領綱的地域研究著眼於行為模式的實證研究。既然是人們在不知覺中反復重複的行為，那就有可預測性，同時也具有非理性，及非利益動機的性質。這跟國際關係論中的現實主義理論不同，現實主義理論常把國民國家、人視作追逐利益的理性行為者。
具體來看一下中華文明圈。日本已故東洋學大師溝口雄三（東京大學教授）寫道:“中華文明圈的中心和周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學往復關係”，這個“曾被認為是舊時代遺物的中華文明圈的關係構造，實際上不僅在持續著，從21世紀開始，又被環中國圈這一經濟關係構造所再編，使周邊各國再一次被周邊化”⑥。溝口雄三論述中包涵著一個不言而喻的學術定論：中華文明本身就構成了一個從古至今從未消亡的國際地域文明圈，其由作為文明中心的中國和其周邊的中小國家構成。這是中華文明圈與世界其他文明圈的本質區別。這理當是研究中國的國際關係和外交時，必備的眼界和知識。
中華文明的定型正是在孔子的時代，約25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中華文明的基本型可作如下表述⑦。
1，世界第一次產業革命在中華大地發生，農業產業革命和農商市場經濟體系誕生。英國工業革命並不是第一次產業革命，市場經濟體系並不是起源於西歐的工商市場經濟。
a,世界第一次技術和生產力革命：鐵制農具、牛耕、乾地農法為代表的農業技術和生產力革命，使深耕細作成為可能，農業勞動生產率爆發式成長，家族經營方式得以普及。
b,世界第一次生產方式革命由此引發：農家獨立經營導致井田制崩潰，土地實質私有化，農奴轉變為自耕農、自由人。
c,世界第一次市場經濟體系-農商市場經濟體系由此誕生。相對於此前，衹存在於獨佔生產資料的諸侯經濟體之間的交換，此後演變成了一盤散沙似的無數自耕農家經營體之間及其於城市市民之間所需求的巨量次的商品交換。齊國國都就曾達七十萬人口。由此，無數的商人，星羅棋佈的集市、城鎮、以至“一帶一路”得以生成發展，強大的商人階層得以形成。中外學界存在的中國農強商弱、重農輕商，因此限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的認識是錯誤的。古代中國國家及輿論是因為看到重商輕農將危及農業這個實體經濟，才強調要重視實體經濟，宣傳重農輕商。而實際上被“輕”了的僅僅是商人的社會地位。恰如今日，有巨大財力的還是沃爾瑪、阿里巴巴們，是商人們。
2，在社會和國家關係方面，世界上第一個全民都是獨立自由民的社會和完全官僚（公務員）制的國家應運而生。
a,農民的獨立使統治者無法利用大小諸侯實施統治，無數的獨立農家和商人更使統治者必須雇傭大量的行政官僚進行直接管治。
b,為培養官僚，世界上有了第一所學校，有教無類。第一位老師，孔子；第一套國定教材和國家意識形態——儒學問世。漸次世界上第一個“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科舉制”形成，成熟。那位法蘭西斯·福山剛涉獵了一點中國古代政治的知識，就驚呼：中國是人類歷史上國家構建(state building)的“範例”(paradigm)，說很多“現代國家”才具有的要素，中國早在西元前三世紀就已具備，比歐洲早了一千八百年⑧。他不知道我們早有上述研究，也不知道十八世紀法國作家巴爾扎克就有過同樣的驚呼，他竟然不知道發祥於英國的西方近代官僚制就是從學習科舉制開始起步的，這在西方的比較政治學教科書中也已是定論。
c,強大的商人階層謀求更大的統一市場，僅僅是農民是不會去謀求一帶一路的。同時，行政官僚體系遠優於諸侯的廣域執政能力，又使統治者有能力直接統治更廣闊的地域。巨賈呂不韋拜相，秦皇一統天下，漢武力拓一帶一路，中華天下是隨著商路的開拓而不斷擴容的。
在這裡可以舉例中國外交的一個特點:中國外交自古以來是以經濟為中心開拓一帶一路，釀成了以中華以遠舊大陸的中心、周邊、夥伴三維關係圈的互利互惠的世界秩序。
古代中國是農商市場經濟體系，是農商自由民社會，是行政中心統治體制及官民重層集權體制的國家。這是近現代中國治理體制的獨特的基本權力構造——重層集權體制的起源。
改革開放後的今日中國是工商市場經濟體系，是工商自由民社會，是行政中心統治機制及中央和各級地方構成的重層集權治理的國家體制。當然，現代中國還受到了西方政治文明的影響：比如引入了“政黨”等等，這些融合於中國的政治文明而形成了獨特的黨政關係制衡的治理體制。
在這裡可以指出中國外交的又一個特點，中國的外交也是中央和地方的重層外交。比如說，南寧市發展成了中國東盟自貿區中心城市，山東省在青島市獨立自主先行打造著中韓日自由經濟區，而中韓日國家層面的三國自貿協定談判卻因日本的倒行逆施仍處在停滯狀態。
四、“地域研究”文明學領綱重視中日關係
1，日本精英對東亞地域的理性認識
a,日本的史學家有一個關於日本定位的共識：中華文明圈中的日本、日本文化。
日本史號稱兩千年，承認近代以前隸屬中華文明圈。史學在日本分為三大門類：世界史，東洋史，日本史。所謂東洋史就是研究近代以前以中國史為中心，涵括今日之東亞地理範圍，當然涵括日本的中華文明圈史。日本有政府資助的東洋文庫，東京大學有東洋文化研究所，卻沒建什麼日本史、世界史的國立研究機構。
東洋史學在日本是一大學科，大學統考一定會有文言文試題。偌大東洋，今天衹有日本沒有丟掉漢字，韓國是在重拾漢字，越南是完全丟棄了漢字。但話說回來，在越南，社會科學院改稱了“翰林院”，衹有中國研究所是國別研究所，其他都是地域研究所，而中國研究所又最大。日本人不忘根本。特別是史學家們，飽讀經卷，少有淪為反華小丑，去咒宗辱師的。
近代以前，東洋國際體系由冊封關係、朝貢關係、華夷關係構成親疏的重層式構造（中山大學魏志江教授）。日本兩千年，這三個角兒都演過。卑彌呼女王的倭國，曾冒死渡滔滔東海拜漢、魏，求來“漢委奴國王印”和“親魏倭王印”兩顆純金印。前者實物出土，被封日本國寶。明朝時，日本的親王、將軍們也有的求到了“日本國王”的冊封，以至天皇無光。史上知名的遣隋使、遣唐使是來朝貢和留學的。明朝海禁後，又有日本兩派爭朝貢正統，被明朝一怒禁止來貢。海禁和禁貢是禁了海上交易，禁了絲綢之路。這就帶來了以走私為主業，實際上是以華商為中心的“倭寇之亂”。此後中日間就剩下漸行漸遠的華夷關係了。
b,當代日本大家所述中華文明的歷史和現在
寺田隆信（京都大学·东北大学教授，故人）写道：“中国的文明源於自创，（略）并由子子孙孙们继承发展，绝无断代直至今日。（略）這一事實就是中國史和文明區別與他國的決定性特徵”⑨。
前文引用過，溝口雄三（東京大學教授，故人）論斷：“中華文明圈的中心和周邊的作用和反作用的力學往復關係”，這個“曾被認為是舊時代遺物的中華文明圈的關係構造，實際上不僅在持續著，從21世紀開始，又被環中國圈這一經濟關係構造所再編，使周邊各國再一次被周邊化。”筆者在“溝口論斷”的兩年前就從日本最大出版社講談社出版了這樣的日文書《膨脹的中國 被吞沒的日本》。可見，在日本“溝口論斷”並不是罕見之說。
五百旗頭真（歴任神戸大學教授、防衛大學校長）在2014年日本亞洲政經學會年會的主旨講演中指出：中國的超級大國化是世界史上未曾有之巨變。日本地處涉中最前沿。在考慮如何應對時，日本應該從兩次世界大戰中汲取教訓：教訓之一是，追求勢力均衡以維繫和平卻引發了兩次世界大戰。教訓之二是，對峙中偶然發生的衝突曾引發大戰。可見勢力均衡體制是不能防止戦爭的，預防和控制偶發衝突是極其重要的。為今日計，可以說和平寄託於超級大國的自制，及中小國家應尋求與超級大國的合作而不是對立。
筆者觀之，五百旗頭真的結論正應了老子曰“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五百旗頭是對日本安倍首相的反華政策進行了嚴厲批駁。
田中明彥（歴任東京大學副學長、政府國際協力機構理事長）、白石隆（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學長）都利用在報紙撰文的機會寫道：當今世界美中是領導型世界大國，日本不是世界大國，不應該去參加美中博弈（日本經濟新聞）。
田中均（元外務省審議官，相當於外長助理）曾多次說：“日本不要總盯著中國，中國說黑日本就一定說白，對日本有利才是日本外交的出發點”(在二松學舎大學跟筆者同台講演，2010年)。“時時處處顯示對中國的敵視敵對，世界會怎麼看？這不是日本的利益所在”（在日本的中國研究所講演，筆者是常務理事，2015年）。
c，日本經濟學家看中國和世界經濟
文明學的視角，同樣影響著知識精英對今日中國經濟的認識。“日本經濟新聞”2012年來時常討論，評述中國龍頭經濟學說。
⑴生產財，即能源、礦物、資金、技術和商品開發等都向中國集中；形成商品財，即製成品、消費品向世界擴散，由此構成現今的以中國為龍頭的世界商品經濟大循環。
⑵參入或脫落出這個世界商品経済大循環鏈條將決定各國企業的興衰，進而左右其國家的命運。此謂圍繞中國中心而循環著的命運共同體，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日本，2015年的典型事例就是夏普的沉浮。百年企業夏普有世界第一的液晶技術，但是小米手機因性價比而決定不用夏普的液晶，導致夏普面臨破產，被迫賣身總部在台灣事業在大陸的鴻海公司。日本企業儘管握有核心技術、核心部件，但是零部件企業就是打下手、打工的命運。
加藤弘之和丸川知雄是現今並列第一的兩位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他們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著不同於西方主流的解釋。
加藤弘之（神戸大學教授）在代表作中分析：中國的經濟制度有其獨特的優勢，國有企業和民有企業共存的“曖昧”局面，看似矛盾，似乎不適應市場經濟機制，但實際上兩者在總體上相克相生，促進著各種競爭，創出了非凡的競爭力。這種“曖昧的制度”，反而使中國經濟占盡兩面的優勢⑩。
丸川知雄（東京大學教授）的代表作的結論是，中國經濟的活力在大眾，是無數的大眾不間斷地創業創新，沒錢大家湊，破產了再從新幹。人人想當老闆的大眾們前赴後繼，演繹出了發達國家企業無法想像的活力和創造力。中國經濟的主導力量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是大眾資本主義⑪。他在新書《中國循環》中通過計量研究證明：世界上曾衹有圍繞美國或說發達國家這個中心循環的世界經濟，現今首次出現了圍繞中國中心循環的另外一個世界經濟中心。可以說，丸川先於中國學者實證了一帶一路藍圖的客觀基礎及其歷史必然性，並揭示其重點地域。
總而言之，日本不乏識理之士，學問做得認真又客觀。識理之士用不著吾國人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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