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從島內、外部勢力與大陸三個維度的矛盾進程探尋兩岸關係發展規律 作者：周建閩（香港），中評社常務副社長、中評智庫基金會執行董事、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協創中心教授
兩岸關係的發展變化，從來離不開島內、外部勢力及祖國大陸三個因素的綜合影響。幾十年來，這三個因素在自身不斷發展變化的同時，也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和相互矛盾，從而使兩岸關係的發展進程波瀾起伏，充滿矛盾衝突與各種博弈；而兩岸關係發展出現種種不穩定、矛盾迭加的現象，又似乎給其蒙上一層迷霧，使人難以探尋其發展規律。這需要我們循著島內、外部因素和大陸三個維度的歷史發展脈絡與現實關係進行綜合分析，理清兩岸關係發展的矛盾規律，總結其發展規律，從而準確預測與把握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趨向。
一、島內因素是兩岸關係跌宕起伏的主要變數
台灣作為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體之一，其自身的歷史發展進程與內部的矛盾衝突，始終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要變數。這些變數既推動了兩岸關係的發展，也給兩岸關係帶來嚴重阻礙，這是我們必須深刻理解、認識的兩岸關係發展基本參數。
1、殖民歷史對兩岸關係的影響和危害
自“甲午”戰敗，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賠款割台的“馬關條約”後，台灣自此成為日本殖民地長達50年之久，直到二戰結束，日本戰敗後台灣才回歸祖國。
50年的殖民歷程，大多數台灣同胞從來沒有放棄自己作為中國人的族群認知，一部台灣殖民史，也是一部台灣人民的抗日史①。在日本統治台灣的過程中，為使台灣同胞屈服，從早期的武力鎮壓，到中後期有限度的懷柔政策和“皇民化”政策，台灣社會也因此發生了分化和撕裂。一部分中上階層改換門庭，以成為“日本人”為榮。其遺毒流傳至今，今天台灣社會變態的“哈日熱”與此密切相關，不少台獨頭目也大多是這種“偽日本人”（如李登輝、辜寬敏）或其後裔（如蘇貞昌等）。
國民黨接收台灣後，為維持其獨裁統治，對台灣的日奸們並未進行甄別與清算，而這些“偽日本”族裔在長達50年的日本統治期間，附隨日本殖民者從台灣民眾身上榨取血汗財富。他們由於家庭富裕，其子孫們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成為台灣社會的中上階層。所謂“抗日窮三代，台奸富子孫”，就是台灣社會在日本殖民時期與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真實寫照。台灣解嚴後，這批人在李登輝等台奸的內應下，又從原來的工商界與專業人士階層混入政界，成為台灣社會的主流人士，主導了台灣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發展趨勢，台獨就是在這樣的土壤和政商環境中發展起來的怪胎。
今天台灣社會內部無論是“統獨之爭”，還是“藍綠之爭”，幾乎都與台灣的殖民歷史以及殖民社會遺留下來的“皇民化”問題有著密切聯繫。歷史哲學家克羅齊所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②，台灣的“皇民化”運動雖然已成歷史，但其精神遺毒卻延續至今，可謂誠哉斯言！毫無疑問，整個殖民統治時代，是對兩岸關係的最大傷害，其流毒遠未消亡。這是所有關心兩岸關係發展的人們必須深加重視的。
2、“黨國體制”、矛盾辯證體下兩岸關係發展的崎嶇路
1949年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介石始終念念不忘“反攻大陸”，兩岸關係在“一個中國”的帽子之下，始終圍繞著主權的主導權和代表權之爭而延續和展開。這段時期的兩岸關係，是一種嚴重敵對狀態下的兩岸關係。從兩岸相互軍事打擊、封鎖對峙，爭奪政權的主導權；到在國際社會層面的主權代表權之爭，無一不是以“有你無我”的零和博弈方式展開的敵對式競爭。
在軍事鬥爭完全失利、奪取中國大陸的主導權已然絕望以及在國際社會爭奪中國的主權代表權失敗後，蔣經國領導下的台灣國民黨當局逐步回歸現實，開始了本土化進程。不過由於歷史和黨內的政治現實等原因，蔣經國雖然開啟了本土化發展的進程，但也不敢或不願放棄“反攻大陸”的口號，“躍馬中原”始終是眾多國民黨人心中的野望（雖然明知不可企及，卻還有以拖待變、期望國際局勢發生重大變化或大陸自行崩潰的念想）。
不可否認，儘管理念不同、目的不同，但在這樣一種對立狀況下的兩岸關係在“一個中國”概念下，卻奇妙地形成一種對立統一的矛盾辯證關係，成為一個“矛盾辯證體”。這個“矛盾辯證體”，其內在邏輯關係是“內戰邏輯”，其外在形式是相互排他式的“一個中國”。
雖然“黨國體制”在1987年台灣解嚴和民主化進程中已經裂解，但這種兩岸對立統一的“矛盾辯證體”關係一直延續至今，衹是其表現方式大為緩和，而且被島內的“統獨之爭”所影響和替代。
首先，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大趨勢是和平、合作、發展，加上大陸自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和對台政策大變化，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大政方針，促使島內政局發生根本性變化，國民黨當局被迫解嚴，開放黨禁、報禁，並在老兵和台灣社會的抗議下開放探親，打開兩岸交流交往的大門。這是兩岸關係打破冰封，突破發展的重大歷史性進程。
其二，兩岸關係的開放和發展在實踐層面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又促使兩岸官方以“白手套”——“兩岸兩會”的方式舉行正式商談，達成兩岸關係的政治基礎——“九二共識”。對於“九二共識”，在台灣島內有所謂“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認知。這個認知的基礎與排他式“一個中國”模式完全契合。儘管兩岸雙方對此表述的認知並不一致，但總體而言其維護了“一個中國”的共識，彼此也就默契地接受了“九二共識”這個概念。③“汪辜會談”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實現的，成為兩岸關係發展的里程碑。
其三，國民黨對中華民國體制和憲法的堅持，成為反對台獨的制度武器，但也成為影響兩岸關係深化發展的阻礙。中華民國及其憲法，始終是藍營人士堅持的法理基礎和意識形態符號，這也是綠營台獨勢力絞盡腦汁想要打破和改變的意識形態標誌及法理障礙。在國民黨內，隨著其本土化進程，黨內不少本土派人士不再以“反攻大陸”、“逐鹿中原”為理念，回歸現實，以台灣意識為依歸；但其與綠營最大的區隔就在於是否認同和堅守中華民國及其憲法，即“法理一中”上。這也是吳敦義們堅持“一個中國，各自表述”，而不同意洪秀柱提出“深化九二共識”的“一中同表”論述的關鍵所在。由於這種認知上的固化和傳統反共思維，導致兩岸關係在2008年後馬英九國民黨執政時期雖然有了很大發展，實現了兩岸關係發展30年來的重大突破——兩岸直接三通目標的全面達成，但兩岸關係無法在和平發展的基礎上再進一步，展開兩岸之間的政治談判並邁向和平統一。也正是因為國民黨對兩岸統一心存抵抗，故雖然在兩岸民間交流的層次上來往熱絡，但在官方的制度層面上始終未放棄敵對心態，未能破解兩岸既有的對立統一“矛盾辯證體”關係；加上長期濃厚的反共意識形態宣傳，使台灣民眾無法擺脫恐共心理，為民進黨操弄反中仇中的台獨意識形態奠下思想和輿論基礎，使民進黨得以迅速做大，再度奪取了台灣的執政權，致使兩岸關係嚴重惡化。
兩岸關係本是國民黨的強項，也是其唯一可以說服台灣民眾免除台獨帶來的戰爭恐懼、實現和平發展、形成共議統一最佳願景的政策論述。但由於國民黨固步自封，未能擺脫傳統思維和論述的桎梏，喪失了對兩岸關係和台灣未來發展願景的核心論述。政黨的靈魂在於其核心政策論述，失去黨魂的國民黨成為政治上的行屍走肉，不僅丟失了政權，也由於沒有理念，呈現出一盤散沙的亂象。國民黨要再度崛起，勢必要先解決其核心論述蒼白無力問題，為台灣民眾建構一個能真正為台灣帶來和平與共同發展的兩岸論述。這就需要打破原有的兩岸關係對立統一“矛盾辯證體”關係，建立一個共議共存共享共榮的兩岸關係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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