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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現場 |
中評社北京5月16日電／全國台研會副會長汪毅夫昨日在寧波大學名家系列講座“做人做事做學問”上以“從失學青年到老年學者——兼談我對台灣‘去中國化’歷史的觀察”為題發表演講，汪毅夫指出，台灣光復以後，兩蔣團隊在台灣部分實現“去日本化”，卻充分完成“反共宣傳”。兩蔣團隊留下的隱患是：老牌皇民李登輝得到乘隙而起的空間，兩岸因“反共宣傳”的離間而有心理距離的空間。“反共宣傳”的惡果加劇了“去中國化”的分離傾向。
“去中國化”在台灣已經有了120餘年的歷史，第一階段是日據時期日據台灣當局推行的“內地化”、“日本化”、“皇民化”。
汪毅夫表示， “去中國化”的第二階段是兩蔣時期（1945——1988），主其事者先是兩蔣派駐和委任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和台灣省政府，然後是兩蔣親率的團隊。 應該說，台灣光復初期（1945 ——1949），兩蔣委派的官員針對日據時期“去中國化”的後果做了有益的工作，諸如推行國語運動（推行中國的國語）、辦理台胞回復國籍和姓名、拆除日本神社等。這些工作一一針對了講日本話、入日本籍、用日本姓名、拜日本神社之類“外型”和“形式”的“皇民化”，但在針對“精神”和“實質”的“皇民化”，針對其核心的認同問題（皇道精神/中國意識）方面乏善可陳。他們完全沒有做好從精神和實質“去日本化”的工作。
汪毅夫認為，兩蔣親率的團隊到了台灣幹得也不好。日據當局對於看得到的“外型”和“形式”、看不見的“精神”和“實質”，一律用日本元素取代中國元素；兩蔣團隊自然是反其道而行之，看得到的一准用中國元素取代日本元素，但看不見的還是看不見。
“尤為令人仰天扼腕長太息者，蔣經國晚年選擇李登輝為繼任者。”汪毅夫說，李登輝在當年是一個“外型”和“形式”似乎“去日本化”，而“精神”和“實質”則“完全日本化”的老牌皇民，是一個毒性很高的隱形皇民。
汪毅夫也指出，另一方面，兩蔣團隊的“反共宣傳”使得“去中國化”本來就有的“去者，離也”的異味更重。本來，“反共宣傳”的敵方和對象是中國共產黨、是大陸，但看得最多、聽得最多的受眾卻在台灣島內。例如，台灣文學界奉命出版的反共的“戰鬥文學”作品有幾百部，但當年連一本也不曾流入大陸。“反共宣傳”將大陸全部高度抹黑。連好心好意、誠心善意也一律是“統戰陰謀”。譬如，蔣經國明知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的實質是兩岸“和平共處”，卻要說是“製造和平共處的假相欺騙自由世界”。久受“反共宣傳”的影響，會產生同中國共產黨（“共匪）、大陸（“匪區”）、大陸人民（“匪區人民”）的心理距離。“反共宣傳”的惡果加劇了“去中國化”的分離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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