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智庫還招募名牌大學的在校外籍學生擔任實習生，招募外籍訪問學者任兼職研究員。這一做法不僅為智庫注入了多元化的“新鮮血液”，也用智庫獨特的組織文化影響被招募者的思想和品質。這種做法為智庫謀求國際影響力和國際話語權創造了極大優勢。
設立海外分支機構
西方國家一系列舉足輕重的智庫紛紛通過與海外研究機構合作設立分支機構、辦事處，在積累一手資料、吸收所在國優秀學者的同時，實施本土化策略，近距離影響該國媒體和公眾，搶占國際問題研究的“橋頭堡”。從智庫國際合作的軟硬件基礎來講，其構建了一個全球智庫網絡，也為這些重量級智庫在對象國開展活動提供了相當於“駐京辦”一樣的機構。西方知名智庫，特別是美國高端的國際問題智庫利用自己的品牌優勢和區域優勢將自己打造成為實體的國際會議中心，成為國際上交換信息、交換意見的場所，它們的意見領袖、領軍人才去對象國舉辦論壇、會議，比他國智庫到美國要方便得多。
1993年，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原稱基金會）成立了卡內基莫斯科中心，成員幾乎都是俄羅斯人。
2006年，布魯金斯學會與清華大學聯合創辦了其首個海外機構——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說，布魯金斯學會中國問題研究團隊的很多人來自中國，這也體現了它的全球性，他們用美國人了解的語言解釋中國的變化，同時也用中國人了解的語言解釋美國的思維。
2007年，布魯金斯學會成立了多哈中心研究分支機構。多哈中心將研究重點放在了與中東國家及不斷崛起的亞洲國家的關係問題上，包括地緣政治和能源經濟、區域的衝突研究、和平進程研究，以及海灣國家的教育、制度和政治改革問題上。在積累了充足的一手資料和利用對象國優秀人才進行調研的基礎上，多哈中心對年度美國—伊斯蘭世界論壇構想和組織作出了重要貢獻。
2010年4月，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合作成立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人員大部分為中國人。
除了這些可見的辦事處、海外分支機構外，西方知名智庫還依托對象國當地的本國常駐機構作為其隱形的分支，與其保持緊密聯繫或直接向其派駐自己的研究人員。例如，美國一些媒體在華記者站、大使館都和智庫保持緊密聯繫，甚至其“旋轉門”機制使得智庫研究人員擁有多重身份，既是智庫研究人員，也是媒體記者或駐外使館職員。從人際傳播角度講，這不僅有效推進了“一軌”和“二軌”的聯繫，還保持了與對象國學界的緊密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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