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兩岸文化交流30年來的一系列文化衝突，其根源主要可歸結為以下三點：
一、不同社會制度、社會價值導致文化的差異性
1949年開始，海峽兩岸實行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主義制度各成自己的社會體系，由此產生了不同的社會價值、社會理念與生活方式。文化是社會的上層建築，為自身的社會體系服務。不同社會制度、社會價值、生活方式導致原來同源同文的文化發生了深刻變化，並由此在不可抹殺的共同性的基礎上，產生了較大的差異性。
要大力深化兩岸文化交流，首先必須要弄清楚兩岸文化目前所處的現狀，切實瞭解其共同性與差異性。文化差異若被人故意操弄或反向引導，往往成了文化衝突的導火線。可是，目前兩岸多數學者的研究，比較強調兩岸文化的共同性，而忽視其內中的差異性，或是對兩岸文化的差異性只是停留在蜻蜓點水、浮光掠影，認為微不足道。這樣的認知與現實相距甚遠，結果導致一種怪現象，雙方越交流，敵意反而越深。
現實世界是多元的，文化當然也是多元的，文化的價值差異、理念差異就是多元的具體體現。這種差異本身對兩岸之間的交流會產生一定障礙，甚至由此而引發雙方的矛盾和衝突。
兩岸文化價值、理念的差異之所以常常會引爆兩岸文化衝突，還在於長期以來台灣某些勢力有意識不斷人為地利用、擴大差異的結果。在過去60多年間，“文化反共”和“文化台獨”都在千方百計利用兩岸文化差異。前者是因為差異而隔絕兩岸文化往來；後者是因為差異而否認台灣文化的中華文化必然屬性，人為擴大兩岸文化差異，想方設法製造兩岸文化交流障礙。
二、台灣對大陸的快速崛起毫無思想準備，十分不適應，並為之害怕
面對大陸經濟的快速掘起，絕大多數的台灣人毫無思想準備，因不瞭解大陸和平崛起已經並將進一步惠及兩岸同胞，在十分不適應的同時，受民進黨欺騙，害怕強大的大陸會動用武力統一台灣。30多年前，他們認為，對面的大陸人比我們窮很多，台商“登陸”投資被視為“財神爺”，處處享受優惠。怎麼一眨眼的工夫，“亞洲四小龍”的“龍首”變成了“小蟲”，而百年“睡獅”一旦醒來，一下變成全球仰視、羡慕的“飛龍”，把台灣甩在後頭，並越甩越遠。
面對這種全然顛覆性的現狀，許多台灣同胞心裡想不通，不是滋味。過去經濟奇跡、生活方式等形成的優越感瞬間受到重創。因無法務實、虛心正視現實，心理天平頓時失去了平衡。這種心理失衡阻礙了台灣的再升級，再進步，再起飛，徒增了瞪眼睛、找缺失的敵視心態。涉世不深的年輕人更是充滿焦慮感。對大陸崛起的害怕心理又徒生敵意，經濟根本不是同等量級，無法追上，硬實力我無法與你比，那就從軟實力上尋找“泄氣閥”，各種莫名其妙的文化衝突尋機而生，油然而起。一旦爆發，會得到台灣社會呼應。
三、對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前景感到無奈、恐懼
5年23項兩岸協議的簽署有助於淺碟型的台灣經濟逐步脫困、復蘇，也給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增添了動力。可至今仍堅持“台獨黨綱的民進黨並不這樣認為，在他們控制的媒體反復強調一個觀點：“大陸一步步與台灣建立全面性的‘金錢連結’關係。‘金錢連結’比虛幻的民族情感更有影響力，像狗鏈一樣套著台灣，使得台灣不自覺的被他牽著走。”這種不斷以恐嚇為手段，反復向善良民眾灌輸“恐陸”、“恐共”思想，以求在台灣社會這塊特殊的土壤中不斷播下“反中”、“仇中”的種子。對此曾任台灣文化部長龍應台在回答媒體專訪時認為，“台灣雖已在1987年‘解嚴’，但很深層的部分還沒有‘解嚴’”；“台灣社會如果走到連在十字路口看到紅燈，都會懷疑紅燈是假的，還談什麼方向、目標”？
對前景深感恐懼，終日憂心忡忡，這種病得不輕的“憂鬱症”總得尋找“排憂處”、“洩憤口”。自認為比大陸“棋高一著”、占得優勢的文化，自然成了“憂鬱症”病患退守的惟一防線。無事生非、來勢洶洶地引爆文化衝突，可謂一箭雙雕：既可以給大陸一點顏色看看，減緩兩岸列車前進的速率；又可以守住上層建築最後的精神堡壘，以防文化漸漸“被全面中國化”。
融合發展是兩岸文化交往的理想境界
兩岸的各項交流包羅萬象、豐富多彩，主要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等交流，但在這些交流中，毋庸置疑，文化交流總是先行一步，始終充當著開路先鋒的重要角色。上世紀80年代後期，儘管兩岸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方面根本無法交集、來往、對話、交流，但包括教育、科學、衛生、宗教、文學、體育、戲劇、繪畫、書法、影視、新聞、出版等在內的文化領域，因為雙方找到了最大公約數——中華文化，共同以中華文化為內涵、為底蘊，形成了雙方認同的交流的基礎、空間。所以完全可以這樣說，兩岸交流是從文化交流為起端，為源頭，尋找雙方的共同點是從文化交流開始；要想解決兩岸的各種不同點、矛盾點，從文化交流出發不失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捷徑。
按照辯證唯物主義的理論，事物的發展軌跡要想歸結為具有共性，又頗具個性的不同發展階段，一般必須符合三個條件：一、活動相繼出現的順序必須是固定不變的。有先後順序，不能跳越或顛倒。二、每一階段都有其自身固有的結構特徵。三、整體結構是連續整合的，其發展則是一個連續構造的過程，每一階段都是前面階段的延伸，是在新水準上對前面階段進行改組而形成的一個新系統。
以此理論為準繩，按兩岸文化交往的成熟度、廣泛性、默契度、參與度、效應度，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近程階段（或稱為交流階段）；中程階段（或稱為成熟階段）；遠程階段（或稱為融合階段）。
交流階段：此階段的特徵是從單向發展為雙向；從個案發展到廣泛；從參與到形成一定默契。時間跨度從1987年兩岸開啟文化交流，直到台灣當局認同一個中國原則後，雙方簽署文化ECFA，並具體開始實施。
成熟階段：此階段的特徵由於簽訂並實施了文化ECFA，雙方的交流從隨機到有約；從無序到有序；從粗放到精細；從無法律保障到有法律保駕護航；從追求數量到更求品質。時間跨度則要充分考慮到各項具體文化協議的商簽、完善、落實、實施。
融合階段：此階段的特徵是隨著兩岸和平發展理論日益成熟，和平統一理念已為島內多數同胞所接受，政治協商、談判為雙方統一開啟了大門，兩岸的文化交流摒棄曲解，互為理解，融會貫通，匯為一體。而對兩岸雙方的結合，包括文化的融合，曾有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方案，如統一、一統、統合等等。可對這些方案台灣高層最終都不置可否，其心裡最為擔心的是，台灣在這種結合（融合）的過程中，或結合（融合）後，能否享有尊嚴與平等。其實漢語對“融合”一詞的定義十分清楚，即兩種或多種不同的事物合為一體。既然是“合為一體”，兩個結合體首先必須自身都有結合（融合）的願望，兩廂情願，才能合二為一；其次不存在一方結合（融合）另一方，另一方被結合（融合）的問題。尊嚴平等是結合（融合）的必要前提。所以兩岸文化融合對台灣是最有利的。而這種融合對於文化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傳統的中華文化的復興為中國創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相互融合奠定了基礎，雙方形成了基本類同的價值觀、歷史觀，形塑成兩岸文化的命運共同體。十九大的文化方略給兩岸文化融合進一步指明了方向。從交流到成熟，再從成熟達至融合，文化融合無疑是兩岸文化交往的理想境界。
按照上述“三段論”來衡量，目前兩岸文化交往仍停留在文化交流的階段。而由於蔡英文總統當局拒不認同一中原則，雙方的交往甚至已倒退到僅是民間交往的範疇，難免會使人有挫折感。對於這一點理應風物長宜放眼量，大陸在保持戰略定力的同時，也應具有戰略耐心。在台灣不管誰執政，只要承認“九二共識”的歷史事實，認同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雙方就能開展對話，協商解決兩岸同胞關心的深化文化交往交流，乃至推進到文化融合的各種問題。憑藉著雙方30多年文化交往交流的經驗與基礎，從交流到逐步成熟，再邁向融合，筆者認為需要一定的時間，但這段時間不會延宕太久。
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歷史一再證實一個真理：文化落後，經濟亦必然落後；文化復興，經濟也有望復興。文化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上的上層建築，文化同時又是經濟復興的啟明星。在兩岸文化融合的基礎上，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不是簡單的復古，也不是一般意義的文化復興，而是要在弘揚中華文化燦爛文明的同時，與當今乃至與未來的世界新潮接軌，唯有如此中華民族才有望躋身於世界文明前列。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8年4月號，總第24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