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因為民進黨極有可能在台北市長選舉與柯文哲再度合作，被阿扁破梗，使得蔡英文總統必須對此出手，免得負面效應持續擴大，不利後續合作協商的進行。畢竟任何合作的雜音愈少愈好，否則會讓參與協調的雙方，無法準確判斷相關訊息，是否為對方陣營放出的煙幕彈？如此也將增加達成協商共識的難度，更何況還必須顧及參選黨內同志的情緒，若處理不慎，對整體選情不利。
此外，不論阿扁掌握有關選戰訊息的真實性有多高，若蔡英文總統不在此時予以警告，隨著年底選戰的日期逼近，阿扁若持續透過“新勇哥物語”發表與選情有關的評論，難免會對選情造成影響。畢竟現在有不少台灣中南部民眾仍然相信阿扁是無罪的，該等人士的投票取向，多少都會受到阿扁意見的影響。否則難以解釋為何以前跨越政治紅線沒問題，現在卻成為問題。
台中監獄曾三令五申告誡阿扁保外就醫不得參與政治活動，但是阿扁不論是參加凱達格蘭學校募款餐會、未經報備拜訪李登輝、出席陳致中造勢晚會並登台，以及在“扁聯會”成立大會上錄影致詞等等，那一項舉動沒有跨越台中監獄不得參與政治活動的紅線。蔡英文總統前此都未表示意見，偏偏對“新勇哥物語”的政治評論開刀，不是為了選舉，還有其他原因嗎？
由此可見，阿扁所做的事是否不利保外就醫的標準，不在於他做了或沒做什麼，而在於他所做的有否影響民進黨的選情或選戰策略。換言之，司法標準是根據選舉而浮動。這樣浮動的司法標準，對於上任前高調要進行司法改革，上任後大張旗鼓召開司法改革國是會議後的民進黨而言，是何等的諷剌。這也顯示台灣的司法要獨立於政治之外，還有長路要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