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改革開放40年乃至之前走過的更長的路，祖國內地始終是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歷史機遇和堅強後盾。香港經濟經歷的“兩次轉型”和“兩次危機”就是典型事例。比如，在以轉口貿易為主向工業化的第一次經濟轉型中，大量移民、資金和技術在上世紀50年代初從內地流入香港，香港發展起紡織、成衣、電子、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在這一轉型過程中，內地克服自身困難，通過“三趟快車”向香港輸送了大量優質農副產品等，通過東深引水工程解決了香港嚴重缺少淡水問題，保障了香港社會穩定和工業起飛，推動香港在上世紀70年代躍升為“亞洲四小龍”。在由製造業向服務業的第二次經濟轉型中，香港通過祖國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的機遇，順勢而為，製造業紛紛遷入內地，利用內地的低成本提高香港工業品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到90年代中期，香港有80%以上的製造業轉移到內地。製造業北移留出巨大空間，帶動了香港服務業的全面發展，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成功實現第二次轉型。又比如，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不惜一切代價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保護它的聯繫匯率制度”，成功擊退“國際大鰐”。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中，中央政府推出金融合作、經濟合作、基礎設施等7個方面14項措施，提振信心、紓解民困、振興經濟。正是因為有國家作為堅強後盾，香港經受住了這兩次金融危機的考驗，保持了繁榮穩定，近幾年失業率一直保持在3.5%以下，基本實現全民就業，1997年至2016年GDP年均實際增長3.2%，去年更達到3.8%，位居發達經濟體前列。
同樣，回望國家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走過的路，香港也發揮了獨特作用，為祖國內地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突出表現在五個方面。一是發揮了國家改革開放的窗口作用。中央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曾專門就香港等“亞洲四小龍”迅速發展的經驗進行認真研究；1979年4月，時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同志率先向中央提出，在鄰近港澳的深圳、珠海等地興辦出口加工區，得到鄧小平同志的首肯，為改革開放打開了第一扇窗口。同年底，習仲勛同志還率團到港考察，探訪九龍長沙灣批發市場、葵湧貨櫃碼頭、地鐵控制中心和金融企業等，借鑒思考廣東的改革開放與發展。二是發揮了市場經濟的橋梁作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一大批愛國社團、商會、協會通過多種方式為內地培訓了大批市場經濟專業人才，粵港“前店後廠”的產業轉移和經濟發展合作模式，為珠三角為內地參與全球化工業化和市場化開辟了新渠道，助力廣東始終走在國家改革開放的前列，並為其他地區改革開放提供了有益借鑒。三是發揮了“引進來”和“走出去”的樞紐作用。改革開放初期，香港同胞懷著赤誠的愛國之心和敢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到內地投資建廠，創造了許多第一，不僅為內地許多地方的經濟恢復發展注入了境外“第一桶金”，還發揮出巨大的示範效應，帶動海外投資紛至沓來。中央各部委和內地各省市也紛紛在港設立窗口公司，在吸收海外資本進入內地支持經濟建設，推動內地進出口貿易發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9月底，內地累計批准港資項目約41萬個，實際使用港資累計1萬億美元，港資占內地累計吸收外資總額的52.6%，內地對港投資占對外投資存量的52.5%。四是發揮了金融改革開放的試驗田作用。香港在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內地銀行體系改革和資本市場開放的過程中均作出了重要貢獻，更率先開展人民幣國際化業務，形成了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五是發揮了社會發展的持續助力作用。內地在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城市規劃、市政建設、城市管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公務員培訓和社會服務等方面，都借鑒和學習了很多香港經驗；廣大香港同胞還熱心支持內地教科文衛等事業發展，作出許多貢獻。今天，香港已成為內地最大外資來源地、最大境外融資平台，是內地對外投資的首要目的地，也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和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心。國家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巨大市場是香港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堅強後盾和根本保障，香港良好的經濟基礎和高效的運行模式仍能在國家發展中發揮獨特作用並促進實現自身更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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