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因此，當香港回歸揭去了中國一塊傷疤之後，兩岸的分隔成了中國僅剩的另一塊“隱性傷痕”，而如何消弭這塊傷痕，當然也就成為有歷史感的中國人心頭的掛念。我想，就在香港回歸的那個時間點，《中國評論》在香港成立，而且把視角轉向台灣，應該就是基於這樣的一種考量吧！
兩岸問題當然是複雜的，它絕非簡單一句國共內戰，或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所可以交代的。兩岸固然同文同種，同血緣、同文化，但歷史曾經把它切割出許多不同的脈絡。特別對台灣而言，沈葆楨在祭奠鄭成功時，那有名的對聯寫著“洪荒留此山川，作遺民世界”，“遺民”這兩個字寫出了許多台灣的血淚，遺者可以理解為遺留，也可以理解為遺棄，甚至是遺忘，這些不同的意思，既表示了台灣在某些方面的堅持，所謂“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也表示了被中原所遺忘、遺棄的顛連無告的邊陲。
一百二十多年前，甲午之戰，那一刀既扎在中國人的心窩，也給了台灣一段特殊而傷痛的歷史記憶，一段非生長在台灣的中國人很難理解的遭際，甚至是全世界曾經淪為殖民地的地區都很難理解的奇特命運，因為他的母國與殖民者曾經展開了一場慘痛的惡戰，在這場生死之戰中，所有台灣同胞都處在了尷尬的際遇之中，無以言喻的忠誠、認同困境，這是需要被特別關懷與解讀的。
隨著二戰與連綿於中國戰場十幾年血腥戰爭的結束，台灣很快又迎來了另一段更奇詭的歷史命運。國共內戰、兩岸的奇特對峙，標誌著台灣身份認同的另一次無可如何。台灣就這麼既擺盪在兩岸間，也擺盪在台灣內部，常常不知道自己該如何自處。台灣的幸與不幸，好像都一直與此有關。因為在衝突與調適之間的劇烈掙扎，讓它容易接受各種裂變，這是幸，但許多衝突之間的無解僵局，又讓它潛藏著某些近乎自毀的衝動，這又是歷史給予台灣的大不幸。
說這些，其實也是我在台灣生活了幾十年後的一些感想與感觸吧！這是一塊單純而淳樸的人間福地，但又容納著太多它無從消受的滄桑。如果說放在整個中國的大歷史中，台灣是一個終須解決的難題，那麼它在解決過程中，也許就需要有更多的耐心與同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