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這些問題，條例做了很多制度性設計。比如，為了統籌考慮快遞大型集散分撥中心基礎設施用地難的問題，條例從城鄉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角度做出了保障性安排；對車輛通行難、進門投遞難的問題，條例也根據實際需要作出了具體規定，從制度上破解“最後一公里”難題；條例還支持在重點口岸建設進出境快件分撥中心，鼓勵快遞企業在境外開辦服務機構，開展跨境業務。“這些制度安排對於促進快遞業發展、解決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都有基礎性作用。”馬軍勝說。
立法過程權衡各方利弊
據了解，快遞暫行條例的效力僅次於郵政法，高於郵政部門規章和規範性文件，是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的上位法。張建華表示，在快遞暫行條例立法過程中，始終注意把握3個方面的指導思想，一是把促進快遞業持續健康發展作為立法的重點，著重解決制約行業發展的體制機制問題，釋放制度紅利；二是在制度上牢牢守住安全底線，保障公共安全和用戶信息安全；三是規範快遞秩序，完善快遞服務規則，理順法律關係，使企業用戶形成明確的法律預期，引導企業不斷提升服務水平。
在寄遞過程中，危險物品和違禁物品的情況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熱點。“安全問題是我們在快遞暫行條例立法過程中著重考慮的問題。”馬軍勝表示，快遞的特點是點多、線長、面廣，在運作過程中有人貨分離、遞送便捷的優勢，但也給個別不法分子利用快遞渠道進行違法犯罪留下了機會，“在條例立法的過程中，我們注重在提高人防、技防、物防的基礎上，著力優化、實化、細化快件收寄驗視、實名收寄、過機安檢三項制度”。
(來源：經濟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