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自國際金融危機以來，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力量對比此消彼長、“新升西降”，西方對國際秩序的所謂“主導權”難以為繼，由此引發西方尤其是精英界深度的“戰略焦慮”；
二是近年來新興大國軟實力、發展模式、國際話語權顯著增強，包括對國際秩序的影響力、塑造力、引領力增大，乃至對陷入困境的西方社會內部也開始產生影響，由此引發西方精英界的失落感、危機感、不安感，導致其強烈不滿和強力反彈。
西方炒作所謂中俄“銳實力”，影響亦主要有二：
一是國際尤其是西方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的制度之爭、模式之爭、軟實力之爭將有增無減，中西意識形態較量趨於激烈，某種程度、某種形態的“新冷戰”不可不防；
二是西方對中俄兩國的形象抹黑、輿論醜化、政治打壓、外交圍堵將有增無減，美國特朗普政府於2017年末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即為明證，而中國對外尤其是對西方國家的投資與人文交流阻力增大。
從容應對，精准反制
首先，穩步拓展并優化細化中國的“軟實力”，對外運用軟實力注意方式方法和對方感受，講究策略，善於采取“巧實力”的形式，防止鋒芒畢露、盛氣淩人、授人以柄；
其次，針對西方炒作“銳實力”聚焦於中俄兩國，以及日前美國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國家安全戰略》將中俄作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維護并加強中俄戰略協作、戰略互信和“戰術溝通”，共同提倡發展模式的多樣化，協調應對西方大國的抹黑攻訐。
再次，有的放矢、主動發聲、激濁揚清，有效有力反制反擊包括“中國銳實力論”在內的新版“中國威脅論”，不斷做大做強國際社會正面涉華輿論，包括：
一是以中國堅持并擴大對外開放和龐大進口為例，唱響“中國發展機遇論”，反駁“中國發展威脅論”；
二是以“一帶一路”建設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并給沿綫國家帶來實惠，中國致力於地區和平穩定，以及“中國發展道路”給世界有關國家帶來新的選項為例，唱響“中國強大的貢獻論”，批駁“國強必霸論”、“中國霸權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