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目前日本年輕一代缺乏對華關心。冷戰後的教育深刻影響了日本年輕一代的中國觀。日本知識界依據新的範式解讀中國。兩國媒體人多在上世紀90年代接受教育，他們與上一代截然不同。我們無法輕視彼此的這種認知鴻溝。
今天中日交流，民間走在政府前面。大量中國普通市民走出國門來到日本，他們是觀察者、交流者，他們不但看風景，也渴望體驗，喜愛交流。交流從來都是雙向的，如何把觀光與促進中日理解結合起來？如何促進停滯不前的日本觀光者訪華，這也是雙方共同的課題。
兩個國家對立的背後，有民族主義因素。我們無法消滅民族主義，但應在承認其存在的前提下，超越其負面影響。上世紀50年代，中方邀請許多日方人士訪華，不論其政治觀點。這種交流遺產仍值得繼承。在缺乏交流渠道的時代，兩國建立了一些交流機構，如何尋找新定位，這些機構正在不斷摸索。讓眾多年輕人加入其中，才是永葆青春的力量。
我們身處的國際社會主體，仍是國民國家。在國民國家的框架下，知識體系成為國家知識，知識人成為隸屬於國家的知識人。國際政治學者往往首先成為民族主義者。今天，在國際政治研究中，我們應怎樣對待“國家利益”“國民利益”？
人們知道，即使在兩國關係險惡時，中日環境研究者的交流仍比較順暢。這是因為雙方有著共同目標。我也知道，日本有個木琴學習團體，常年堅持與中國木琴學習團體交流。
我們總要想些辦法，拯救正在遠逝的理想。這代人老了，還有下一代。中日政府都十分重視青少年交流，撥出專款用於這類交流。目前這種“青少年交流”常被委托給民間機構。如何能讓青年交流從一種“項目”轉為持久的民間交流制度？是否可把這種交流下放到高中，搞成一種修學制度？
回顧歷史，中國古代的“士”依據普遍“共同知”觀察問題，分析問題。在東方世界，他們的知識框架是共通的。在牽涉國家利益衝突時，他們會依據普遍原則以及人類共同利益提出目標，制定解決方案。這是因為知識人有祖國，但他們依據真理的行動無國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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