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西方崛起的挑戰，穆斯林精英們也曾圍繞如何實現自身國家的復興與富強提出很多方案。其中主要是兩種思潮：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義，二是伊斯蘭主義。19世紀中葉奧斯曼帝國的變革就是不徹底的西方化，後來的凱末爾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等也都是走西化的世俗主義道路，堅持國家控制宗教。
伊斯蘭主義大致可分為兩種：一是現代主義的，如19世紀60年代出現的“青年奧斯曼人”、阿富汗尼與阿卜杜師徒等；二是傳統主義的，如瓦哈比主義、蘇丹馬赫迪起義。到20世紀，穆斯林兄弟會、霍梅尼的伊朗也是現代主義的，沙特則是典型的傳統主義。伊斯蘭現代主義的特征是，仰慕現代的物質進步，對西方政治制度也力主接軌、吸收、改造和創新，但在文化上堅持伊斯蘭價值。瓦哈比主義則將落後的根源歸於偏離了伊斯蘭的正道，認為宗教被外來勢力破壞，主張搞伊斯蘭淨化運動，擺脫“異文化”影響。當然，還有一種極端主義的，如“基地”組織、IS等，但這些極端型伊斯蘭主義不被大部分穆斯林接納，在伊斯蘭主義的光譜中處於邊緣，只是因為極端行動而廣受關注。
為何“伊斯蘭主義”在中東日盛
較之伊斯蘭主義，各種世俗主義因其外來性而缺乏群眾基礎。泛阿拉伯主義、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失敗以及數次與以色列之間戰爭的失敗，促使穆斯林尤其阿拉伯人不斷反思與西方有關的理念和實踐模式。社會主義在中東以及蘇聯等其他地區的實踐失敗後，西方模式影響日增，但它對阿拉伯下層民眾普惠不足。而伊斯蘭教一向注重平等，伊斯蘭主義組織的基層動員能力強，所以它們很快成為對西方影響和本國政治不滿的代言人。尤其在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中阿拉伯人失敗後，對原有發展理念的堅持更是難以為繼。以色列作為一個小國的勝利和成功，對阿拉伯人顯然是極大的刺激：猶太人既堅持自身宗教和傳統又很強大，而阿拉伯人不斷從外面販賣來的各種濟世方案都被證明無效。
以上這些因素，再加上冷戰以來、尤其是蘇聯入侵阿富汗後，美國支持了不同版本的遜尼派伊斯蘭主義對抗蘇聯，這也是世俗主義日衰、伊斯蘭主義日盛的重要原因。
放在更廣泛的伊斯蘭世界看，伊朗是被西方過度“污名化”了的國家，它在體制上的摸索和創新還未得到充分嚴肅地對待和討論。伊朗可能是一個綜合性的創新，它的體制設計吸納了伊斯蘭與世俗的多重因素，使激進世俗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無法對它構成實質挑戰。但伊朗的體制創新及其成效具有什葉派屬性，不但很難在遜尼派世界被複制，甚至還對遜尼派構成挑戰。
基於以上種種因素影響，中東傳統上的世俗主義正在被重新定義。穆兄會上台時，埃爾多安訪問埃及期間就曾強調了世俗主義，但側重點已與歷史上的凱末爾主義頗為不同。凱末爾主義的世俗主義強調將國家和政治從宗教剝離出來，最大程度地將宗教影響在各個領域予以弱化和邊緣化。埃爾多安強調的世俗主義，說的是國家要平等對待不同信仰，其深意在於強調穆斯林的信仰在威權主義的世俗模式下未獲平等對待，戴頭巾等宗教權利和自由未被充分尊重。這是埃爾多安在埃及穆兄會通過選舉上台後討論世俗主義的歷史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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