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8日電／拉斯維加斯的連環槍聲在奪走50餘條生命的同時，再次引發了美國社會對於槍支管理問題的激烈爭論。美國泛濫的槍支能夠被有效管控嗎？
自上世紀20年代以來，每一部控槍法案的出台無不伴隨著博弈雙方的艱難纏鬥，各項法案也因此不得不帶有明顯的妥協性。近年來，即便是惡性槍擊事件頻發，部分民眾訴求強烈，民主黨大佬竭力推動，亦未能促使控槍進程取得實質性進展。對此，我們不免要問，美國的控槍之路何以如此舉步維艱？ 難道僅僅是因為1791年頒布的 《權利法案》 從憲法層面上肯定了美國人民具有“備有及佩帶武器之權利”，或是全美步槍協會無比雄厚的游說資源及其在國會的巨大影響力嗎？ 要知道，脫離了特定的社會現實以及特定社會現實背後的民族文化，任何一部法律或任何一個集團組織都將不再具有現實生命力。為了全面認識，我們有必要對美國的持槍傳統展開一番文化反思。
個人可以擁有槍支的社會傳統，是在美國從獨立戰爭到西進運動的歷史文化傳統中逐步形成的。18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沒有自己的常規軍隊。在整個獨立戰爭期間，自備武器的民兵（citizen－so1dier）為實現殖民地獨立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之後，儘管常規軍逐漸成形，成為保衛美國國家安全的絕對主力，但自備武器的傳統卻並沒有隨之退出歷史舞台，反而成了美國國家獨立文化意識的重要部分。西進運動之於美國精神文化的重要性，從好萊塢對於這一題材經久不衰的重視程度就可見一斑：拓荒者在霍布斯式的自然狀態下，憑借一己強力，單槍匹馬在險惡的自然環境中開疆拓土，成為西部廣袤土地的新主人。正史也好，傳奇也罷，時至今日，關於西進運動的故事依舊作為美國精神的旗幟，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美國人。在一個毫無社會秩序的美國西部，在一個社會組織鬆散、強力就是法律的新世界，只有依靠自己而非社會組織才能保障自身人身安全。這一不成文的社會心理準則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決定了後來美國人對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之關係的理解。
自近代西方政治學說建立以來，國家權力與個人自由的關係就成了西方社會一個無法回避的話題。對此，美國人態度鮮明：國家權力不值得被完全信任，個人必須保有不可讓渡的自由。為了防止政府濫用暴力，公民理所當然地應該被允許自備武裝。
如果說為制衡國家權力而高揚個人自由尚且只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手段之一，那麼在美國人看來，個人自由以及強個體原則同社會穩定其實本質相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