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0月2日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王屏在《日本學刊》2017年第5期發表《從研究智庫的理論與方法看日本智庫的作用及影響》（全文約2.8萬字）。
王屏認為，對世界各國智庫組織形態及其研究動向進行跟蹤研究，是人們了解各國政府內外政策的有效途徑。以日本智庫為例，通過對研究智庫的理論與方法以及日本智庫在政府決策過程中的作用與影響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可以發現智庫在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應把追求“公共精神”作為自己的行為準則。冷戰結束以來，日本智庫的性質與作用發生了質變，即由面向企業的“咨詢機構”轉換為面向政府的“政策研究平台”。日本戰後曾出現三次智庫建設高潮，目前正處於智庫建設的調整期，其經驗值得正在開展智庫建設的中國借鑒。
“智庫”是20世紀的產物，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智庫得到快速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世界的系統性特征十分突出，單個人的決策力量和準確性受到挑戰，同時，專家的權威更加牢固，人們已經養成了聽取專家意見的心理。在這種情況下，由各方面專家組成的、以出賣‘頭腦中的知識’為手段的機構開始出現並且蓬勃發展”，這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智庫”或“思想庫”。鑒於智庫在國家治理體系和國際戰略制定中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與國際形勢的迅速變化，各國政府在決策過程中越來越依賴具有宏觀視野和戰略高度的智庫組織以及具有多學科、跨領域研究能力的智囊或智囊團提出政策構想與政策方案。因此，世界主要國家從提高國家治理能力的角度加強了智庫建設。
隨著日本政治結構以及經濟環境的變化，智庫也進入了新一輪的整合期。一批智庫被解散，同樣，根據國內外新形勢的需要另一批智庫被改組或新設。除了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因素外，財力與人力因素也是智庫分化改組的重要原因。長期以來，日本智庫對政治、外交、國際問題研究的份額並不大。其中，研究國際問題的智庫在全日本的智庫當中所占比重為3%，而且主要集中在首都東京。從地域分布數值看，東京研究國際問題的智庫所占比重為8%以上，遠遠高於全國的平均值。總體看，日本智庫關注經濟領域的課題更多一些，近年來，一些民間智庫也開始積極關注瞬息萬變的國際形勢。例如，“PHP綜合研究所”對“印度洋、太平洋與海洋絲綢之路”問題的前沿性分析與研究，當然也包括一些右翼智庫對領土問題的過度反應。
一、日本智庫發展進入調整期
2000年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行政改革大綱》，2006年公益法人改革三法以及《地方分權改革推進法》成立。這些法律的實施為智庫的發展改善了政策環境，疏通了發展道路。根據“綜合研究開發機構”《智庫信息2014》的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3年，進入調查範圍內的日本智庫數量從2000年的332家下降為181家。而2012年該數據為193家，與冷戰結束時的1991年（191家）相差不多。因財力和人力的不足，21世紀初蜂擁成立的300多家智庫，經過整合將近一半被撤銷。官方智庫也在實行民營化或部分民營化，智庫“龍頭老大”綜合研究開發機構亦不例外。當然，智庫發展水平的高低是由質量決定的。但是，相對於美國的2000家智庫，日本的181家智庫確實少很多，與其經濟實力以及實現軍事大國的雄心也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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