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歐洲的主流政黨是新自由主義話語權得以實現的共同推進者。
歐洲左翼往往把新自由主義政治與新右派關聯。其實，在歐洲大多數地方，新自由主義的滲透更多是在應對傳統體制危機的改革過程中，從觀念改變到制度化，逐步實現的。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面對國際競爭、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需要和國內政治及改革的壓力，執政的主流政黨(不論來自左還是右)自覺和不自覺地通過向市場妥協的方式進行改革，以市場為主要手段的改革邏輯逐步滲入了主流政黨的思想觀念和政治議程中。而這種改革，既來自保守右翼，也來自歐洲社會民主黨。如80年代後瑞典的一系列市場化改革主要是由長期執政的瑞典社會民主黨引入的。密特朗成為法國首位社會黨總統後，很快就放棄了其社會主義的改革計畫，轉而接受市場經濟。類似的改革也發生在以維姆·科克為領袖的荷蘭工黨。雖然這些改革最初主要是為了應對危機或變化的環境而非刻意迎合新自由主義，但在無形中將市場的觀念置入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主體意識中，並使後者認可了一些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方式。如英國工黨1997年重新執政後的首個政策是將貨幣決策權交給獨立的英格蘭銀行。在此基礎上，90年代中期後的“第三條道路”明確將靈活的市場作為社會民主主義現代化議程的主要內容。在“第三條道路”的旗幟下，英國新工黨事實上認可了撒切爾政府改革的基本框架，包括其限制工會的政策。而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施羅德政府推進的市場化改革程度甚至超過了此前的保守政府，尤其是其《2010議程》大大推進了以市場化改革德國勞動市場的進程，並為此後的默克爾政府鋪平了道路。“第三條道路”實際進程所表現出的失衡——即堅定的市場路線與缺乏實質內容的社會觀念和政策，意味著它實際上強化了新自由主義的政治觀念。總之，強化市場機制同時卻弱化歐洲傳統的社會機制是在歐洲主流政黨的共同作用下實現的。
再次，歐洲一體化尤其是歐盟成為新自由主義觀念在歐洲被制度化的一個有力路徑。
20世紀80年代後正是歐洲一體化改革加速的時期，歐共體迅速發展為歐盟，歐元體系順利誕生。對於歐洲的主流政黨來說，一體化承載了歐洲應對共同危機、全球化挑戰以及冷戰後歐洲戰略地位變化的挑戰等眾多政治目標，歐盟是主流政黨共同努力的結果，維持歐盟的穩定與發展也是其基本共識。但在一些理念上它們之間存在差異。歐共體最初的制度安排體現了國際自由貿易與國內國家干預主義的一種妥協，因此也被稱作歐洲版的“嵌入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⑩但自20世紀80年代之後，隨著單一市場的啟動，統一大市場成了目標本身，社會政策目標反而成為一種“壁壘”。歐洲一體化從“嵌入自由主義”轉向了“嵌入新自由主義”(embedded neoliberalism)。(11)一些新自由主義政策被合法地置入歐盟的結構之中，如鼓勵競爭、限制國家對商品和服務的保護。在有些領域，如電信和高速鐵路以及在整個服務部門，通過對國家權力機構的法律指導，歐盟直接推動了自由化的進程。在貨幣政策方面，“獨立的”歐洲中央銀行只是關注防止通貨膨脹，卻不關注增長和就業。由歐盟的權力機構組織進行的談判也使得歐洲國家的商品和服務受到了自由化的約束。此外，通過歐盟的司法制度，經濟制度開始侵蝕社會安排，致使後者與前者分離，該體制最初的經濟與社會之間的平衡關係被改變。“歐盟已經成為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和社會模式得以在歐洲制度化的渠道。”(12)
歐盟的一些制度安排受到了企業家組織的特殊影響。本來，對於歐洲的區域主義聯合存在三種不同的觀念：新自由主義、新商業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其中，新商業主義尋求通過各種方式(征服外部市場或地方保護)建立一個強有力的歐洲市場。歐洲社會民主黨人則希望在新商業主義的保護旗幟下，有機會提供一種“社會歐洲模式”，以抵制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潛在破壞。所以許多人認為這兩者之間的利益影響可成為一種區域主義的替代模式。這就是撒切爾警告過的“德洛爾支持的社會主義”。但這種觀念未能實現，因為在內部障礙清除的同時，外部壁壘並沒有建立起來，內部市場也為外來者提供了同樣的機會。最初把一體化當做“歐洲捍衛者”的觀念很大程度上被放棄了。大資本的游說在此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歐洲企業家圓桌會議(European Roundtable of Industrialists，ERT)的游說助推歐洲單一市場的建立。但這些公司本身全球化程度更高，它們同樣希望擴張外部市場，因而對於“歐洲捍衛者”的觀念並不感興趣。而歐洲的區域治理大多是追隨資本的領導。(13)
通過上述進程，在歐洲各國的國內改革、歐洲一體化的制度建設以及應對2008年後的歐洲危機過程中，一種無形的“別無選擇”的思維定式不斷地左右著實際的政策選擇。這表明，新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政治話語已通過制度化的方式滲入歐洲的國內政治和歐盟制度。
三 反新自由主義力量和運動的碎片化
歐洲有重視社會觀念的政治文化傳統，有強大的左翼政治和社會運動基礎，這些都本應是抵制新自由主義的良好的社會政治基礎。但面對歐洲自身的危機，抵制新自由主義力量和運動的碎片化限制了其實際效果，同時也削弱了歐洲左翼重塑歐洲政治的能力。
(一)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立場分化
新自由主義的歷史起點，即它所針對凱恩斯主義、國家統治主義(statist)以及福利主義的，首先是對社會民主政治的打擊。所以，作為歐洲傳統左翼政治主要代表的社會民主黨人的政治反應，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思想和政治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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