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2月9日電／美國也提要建設亞太經濟走廊，為什麼中國的“一帶一路”更受歡迎？
“一帶一路”戰略是以基礎設施作為抓手的，希望在“五通”（政策溝通、道路連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的基礎之上來建立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跟責任共同體。
以基礎設施建設作為抓手，來倡導區域經濟的整合，美國也曾有這樣的設想。奧巴馬在2011年的時候，曾經提出要建立亞太經濟走廊，這是一條亞洲連接印度洋跟太平洋的經濟走廊，他也提出建立新絲綢之路，要把阿富汗跟中亞五國連接在一起，讓中亞五國有一個太平洋出海口。但是相對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現在有57個國家參加了，而美國提出的亞太經濟走廊跟新絲綢之路基本是無聲無息。
從新結構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看，為什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能夠得到這麼多的響應，而美國提出的設想在國際上卻無聲無息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一帶一路”沿線有60多個國家，目前為止它們的人均GDP普遍在4000美元之下，對這些國家來講，從新結構經濟學角度，每個國家要發展經濟，提高人民的收入，需要兩個前提，一個前提是提高勞動力生產水平的產業技術必須不斷升級；第二，在這個升級過程當中，基礎設施必須不斷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
從產業升級角度來看，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少數幾個能夠實現經濟騰飛的發展中國家都抓住了國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產業國際轉移的成果機遇期，讓他們國家能夠進入到現代化的機遇期。中國過去非常有競爭優勢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現在因為工資上漲，直接失去了比較優勢，這些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必須不斷地向海外轉移，然後讓國內的資本轉移到海外去創造第二春。這樣一個機遇期，對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來講，是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難得的機遇。因為要轉移的規模非常大，根據第三次工業普查，中國整個製造業雇傭的人數是一億兩千五百萬人，當時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製造業就有8500萬人。
有這麼一個巨大的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向海外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基本上足夠讓“一帶一路”沿線那些工資水平比我們低的國家，同時進入從農業經濟轉變為現代化經濟的一個窗口機遇期。如果它們能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也可以實現從一個低收入國家進入到中等收入，甚至進入到高收入國家的可能。當然要抓住這個窗口機遇期，中國除了提供這個窗口機遇期之外，同時必須有基礎設施的完善，才能夠降低交易費用，讓國內的比較優勢變成國際的競爭優勢。
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上面，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不管在技術、產業還是資金上，都有很大互補，因為中國的建材行業產量，都占全世界的一半以上，並且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必然會有不少富餘的產業，這些對於中國是富餘的產業，對其他發展中國家來說卻是短缺的。同時我們的建築行業，由於過去這30多年的快速發展，培養了一批在世界上非常有競爭力的工程施工力量，像中國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成本跟國外的一些建築隊伍相比，有的甚至只有別人的1／3。中國可以提供建築材料，並且以比較低的建設成本，來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他們的基礎設施。
建設基礎設施要錢，大家知道，中國是全世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並且我們每年有大量國內生產總值的儲蓄。中國有足夠多的資金來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建設這些基礎設施，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適逢其時，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後，能夠得到這麼多國家支持的原因。
金融創新，從哪找資金助力“一帶一路”？
最後我來談談金融創新跟“一帶一路”建設，跟世界經濟發展的關係。基礎設施的建設周期很長，比如建一個工程可能一年兩年，但要建一個基礎設施有的要三年、五年甚至更長時間；第二，基礎設施建設的回收期長，一般基礎設施的建設回收期是40年甚至50年，但一般工廠建設的回收期是5年、10年；第三，基建的資金投入前期非常大，要幾十億上百億。因為這些特性，一般民間資本不太容易進入，商業銀行也不願意提供，因為商業銀行一般提供短期的流動資金。
這種情況下，要建基礎設施一般不是由國家財政投入，就是要由國家擔保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像開發銀行，從國內來收集資金。而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資本是比較短缺的，建設基礎設施的資金只靠國內來提供的話，遠遠不能滿足發展的需要。這種情況下就必須透過國外的資金來解決需求，國外的資金有的可以用雙邊的方式來解決，比如說中國現在有進出口銀行，也有開發銀行，隨著跟雙邊合作夥伴進出口貿易需求的升級，中國還可以提供一些信貸來幫助其他國家建設基礎設施。
除了這種雙邊安排之外，也可以有多邊安排，多邊安排裡面最有名的是我曾經工作過的世界銀行，當然各個洲還有它的開發銀行項目，亞洲開發銀行、南北美洲開發銀行、非洲開發銀行以及我們倡議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這些都是多邊的開發銀行，同樣可以給這些基礎設施提供資金。
但是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資金規模非常巨大。按照亞洲開發銀行的建議，在2010年－2020年這十年之間，單單在亞洲地區就需要8萬億美元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平均每年8000億美元。根據歐洲開發銀行的研究，在2010－2020年，歐盟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需要的資金是2.1萬億－2.8萬億美元，也就是每年需要大概2500億美元的資金投入。根據非洲開發銀行的研究，非洲現在每年在基礎設施建設上面就要達到930億美元。這個數字基本都是天文數字，這種情況之下，單單靠國內的資金，靠雙邊或多邊的資金還是不夠的。
為了建設這些基礎設施，非常需要有一些金融創新。現在全世界還有數額很大的主權基金和退休基金，這些主權基金或是退休基金，過去一般是買一些比較長期的、比較固定的政府的債券，或是打包投資在股票市場上面，但這些資金一般是長期的投資。在2008年國際金融經濟危機之後，發達國家的政府債券的利息是接近零的，發達國家的股票市場現在也是虛高，風險非常大。在這種情況之下怎麼樣進行金融創新，讓這些長期性的、穩定性的主權基金或者是退休基金進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當中，非常值得思考。
基礎設施是每個國家經濟發展要解決的瓶頸問題，可以用政府的基金加上雙邊跟多邊的基金作為組織來設計項目，並且做一些新的金融安排，讓一些民間的資金、主權基金和退休基金能夠加入到基礎設施的建設上。如果能這樣的話，前面談到的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就能夠得到解決，發展中國家如果能解決它的基礎設施，就有條件抓住勞動力密集型加工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
從2008年國際經濟金融危機以後，世界經濟還沒有完全恢復，目前對世界來講最重要的就是快速發展。中國的“一帶一路”建設，加上金融的創新，可以幫助發展中國家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期，可以幫助世界走出經濟低迷，當然要做好這些事情，思路決定出路，希望新結構經濟學能夠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抓住中國“一帶一路”建設跟產業轉移的窗口機遇期，實現我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同時，讓其他發展中國家也能夠復興，也就是中國領導人所講的“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的願景。
（來源：新華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