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特朗普設定全面翻新美國基礎建設的目標，要向國會提出《美國能源與基礎建設產業法》（American Energy & Infrastructure Act），目標是未來十年投資1兆美元在基礎建設與能源產業，如此龐大的投資，特朗普卻要做到“零預算增長”（revenue neutral），又是一個公共財政上的嶄新挑戰。
綜合特朗普眾多相互衝突的經濟政策目標，幾乎沒有同時達成的可能，唯一的機會，必須寄託在他所謂“高達兩兆美元的海外資金回流”，唯有成功引導钜額的海外資金回流，才可能創造新的投資、增加超過奧巴馬雙倍的工作機會，提高政府稅收以填補降稅的黑洞，同時，特朗普也必須仰賴巨額資金回流，目標一兆美元的龐大基礎建設才有第一筆啟動的資金。
姑且不論所謂兩兆美元的海外資金，到底是不是一筆可以任意撬動的資金，特朗普要靠這筆資金來達成他多重複雜的政策目標，第一要務就是立法完成海外資金回流特別稅，第二要務就是維持強勢美元匯率來創造回流的環境，第三就是誘使美國的海外工廠搬遷回國。這些對於新興市場的經濟與金融發展，都是威脅。
特朗普的政策對台灣來說，存在大機會與大威脅。台灣廠商多年來與美國企業建立緊密的供應關係，對於特朗普政策的變動極為敏感，也最有可能化危機為轉機，美國廠商的資金或是生產回流，台灣廠商都有發揮的空間，這是台灣企業轉型升級的大好機會；但是，強勢美元以及特朗普對中國敵視的貿易政策，則會威脅到亞洲國家的經貿與金融安定，台灣無法自外，必須及早因應預做準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