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棒”思路下的“捆綁”模式可治標難治本
在筆者前期開展的調研中，有不少高校捕捉到政策走向的信號，在設計職稱評定改革方案時已將諸多教學上的要求“捆綁”到職稱評審中去，比如申請人必須主講過若干門本科課程、年均教學工作量達到若干學時以上、年均指導本科畢業論文不少於若干篇、指導過若干個本科科研項目、指導過若干次見習和實習……並且參照科研指標計算的思維，規定晉升高級職稱必須獲得國家級或省級教學成果獎，或主持國家級教育教學改革項目，又或成為國家級精品課程的負責人等等。可以想象的是，隨著《意見》精神的全面推進，各大高校很可能都以此為尚方寶劍，紛紛加重教學評價在教師評價中的比重，並且會想方設法創造出各種評價指標，各級政府層面也會陸續出台各種工程以供配套。可以說，如今這種加強教學評價在高校教師考評尤其是職稱評定中的比重，顯然是“指揮棒”思路下的“捆綁”模式的重演。
不得不說，這種百試百靈的“捆綁”模式用在教學評價身上，效果當然也會立竿見影。很多教師都會在教學上顯得積極起來，但需要指出，這種效果只是表象上的，因為這種所謂的“積極性”是一種操縱性的積極性，是被動的積極性，在這種制度設計下，高校教師表現出來的“積極”可能是一種“無奈”的選擇，如果一旦失去了操縱性條件，教師們很可能也就失去了教學的積極性，就連本來就很全情投入教學的人也可能會失去對這項事業發自內心的熱愛和興趣。而且，更可怕的是，在這樣的制度環境下，會導致這種心態很快傳遞到學生群體中去。在筆者的教學觀察中，如今很多大學生常常是為了參加各種項目和競賽而對學習表現出興趣，如果繼續推波助瀾的話，可以想象這種情況以後會愈演愈烈。
由此可見，調節“指揮棒”思維，無非只是對評價的指標權重進行調節而已，依然走不出管理主義之囿——只能治標，並不能治本。在大學職能的履行中，確實應該將教學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但動輒依靠評價指標的力量來作“抓手”，看似找對症狀，但所下之藥可能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而已，甚至因用藥過猛又會產生出新的副作用來——將各種教學指標強行打包“捆綁”，教學評價恐又會成為壓在教師頭上的一座大山。可以想象，高校教師在每個職稱評審周期，要達到上文所列的各種教學業績條件，還要完成早已捆綁的職稱外語、計算機和繼續教育，最後還得捧出光鮮亮麗的科研業績——若干高級別期刊的論文代表作、高級別的課題項目、高級別的科研獎勵……在如此多頭緒的工作任務和紛擾下，高校教師根本不可能安心教學，也不可能潛心研究，談何創新？如此一來，教學與科研極有可能落得兩敗俱傷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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