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到企業參與創新的問題，我認為企業要嘗試著進行顛覆式的創新。電動汽車為什麼推到現在已經20年了還推不出去，埃隆.馬斯克認為，就是因為汽車工廠的工作人員都是學機械的，所以汽車一定要有內燃機，一定要有減速箱、傳統齒輪這一套，而這一套是整車重量的60%。馬斯克認為，這套可以全部不要，只放入電池，每個車輪加電機，靠激磁電流的大小來控制轉速，非常簡單，現在能跑180公里的按照真正電動這一套就能跑400—500公里，這樣問題就解決了。這就是創新必須是顛覆性的，就像當時IBM比較早地就知道個人計算機，但它不肯做，它認為要大型機，只要做終端就行。最後比爾.蓋茨的微軟就創出來個人電腦，風靡全球，IBM反而只能跟著做。更有甚者，曾經全球聞名的柯達膠卷，它做膠卷而且衝印，實際上柯達公司早就有了電子成像的數碼技術，但是不想顛覆現有的價值鏈。結果後來柯達公司也破產了，現在全世界都在用數碼相機，年輕人也無法想象當初彩色膠卷照36張就要換膠卷，還必須拿到連鎖的柯達實體店衝印了才能看。所以說，創新往往就是顛覆式的。
企業要“轉化”，就要有這樣顛覆式的決心，有自我革命的氣魄。芬蘭的諾基亞手機，曾經一度占領全球手機市場，又薄、又輕、又小、又耐摔，功能還齊全。當蘋果和三星提出做3G和4G、做智能手機的時候，諾基亞認為這是天方夜譚，認為沒有人在路上又開汽車又看電視，沒有人在火車、地鐵裡面還要上網，回家上網就行了，不用搞什麼3G、4G，結果現在諾基亞垮了，公司被日本公司兼並了，品牌也沒了。傳統的改進技術、縮短生產流程、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技術，企業會很積極地去用，但顛覆式的技術企業不容易接受。而重大的創新，能驅動發展的創新，通常要源於顛覆式的自我革命。因而，企業不僅要搞技術革新，還要嘗試著做脫胎換骨的顛覆式創新。
《院刊》： 您曾經擔任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的顧問，還聯合發起了“中國城市百人論壇”，這兩家智庫都屬於民間智庫的範疇，您認為中國民間智庫發展的瓶頸和主要障礙在哪？未來真正的民間智庫中是否也能湧現出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未來是否能夠形成“思想市場”？
徐匡迪： 我認為智庫是高端還是低端，不在於官方或者民間，那區別在哪兒呢？現在國家初步提出的這25個高端智庫是著眼於解決我國當前發展中的很多實際問題，因為需要組織力量去研究，就比如中科院，有人研究自動化、智能生產，有人研究微重力。
“中國城市百人論壇”，是一種自由探索，不是講當前城市的，而是看的稍微遠一點。比如現在中國城市“千城一面”，所有的CBD中心商業區都是玻璃大房子，中國的文化就是這樣的嗎？外國人到中國就看不出這是中國的城市，因為全世界大都市都“長這樣”。其實我們中國有非常悠久的傳統，北方的風格、南方的風格、少數民族的風格、游牧民族的風格，各有各的不同。
怎麼樣保護和發展我們中國文化的傳承，歷史的記憶，甚至於提高到怎樣記住鄉愁，怎麼保持住我們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我們主張不要做全盤西化之類的事。當然，先進的東西還是要學的，但是怎麼樣保持自我能比較好呢？比如說最近“城市百人論壇”與美國林肯研究中心合作，在北京大學做城市財政的相關研究。這一研究很敏感，所以只能是民間研究，有興趣的人去參加。城市財政中國有中國特色，外國有外國的特點，像美國也是和中國差不多，我們是“分灶吃飯”，各省有各省的財政。美國是各個州，甚至於立法都不一樣，法律都不一樣，財政政策也不一樣。所以很多人上班在曼哈頓，但是居住在新澤西，因為新澤西收的稅率比紐約低，它也是一種引導，就是人不要過分向市中心集中。我們中國就沒有這個問題，但是中國的土地是國有的，國有的土地可以經過批准以後把使用權轉讓給企業或外國公司，房地產企業或者生產企業建立了工廠、樓宇，就給政府交稅了，財政就來了。所以也有人說，中國的財政是土地財政，但是問題也很多，比如說我們現在土地批出的年限，最多70年，現在很多都已經到了，外資來建的大賓館香格里拉都馬上要50年了，到期之後怎麼辦？諸如此類，便是要研究、要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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