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一些智庫已經認識到傳播效果的重要性，越來越重視通過各種渠道和方式，將智庫及其研究成果向社會進行推廣。崔樹義認為，要完成這一任務，就有必要對傳播效果進行科學研究，以測定智庫及其成果的輿論影響力，以及達到輿論影響力最大化的最佳方式、最佳時機。孫廣遠告訴記者，智庫輿論影響力的廣度、深度、強度，與其傳播效果的廣度、深度、強度是高度相關的。從廣度上說，智庫思想產品傳播的渠道、手段、方式越多，範圍越廣，受衆越多，智庫的影響力就越大、知名度就越高。從深度上說，智庫的思想產品傳播得越深入，智庫的影響力也就越能够穿越更多的社會階層抵達人心深處。從強度上說，智庫的思想產品傳播的頻率越高、波次越多、力度越大，智庫的影響力也會越強大。
在網絡化時代，增強傳播效果要特別注意根據受衆分化情況進行精確傳播。陳芳表示，隨著互聯網對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加速滲透，智庫在輿論場中的位置發生改變。以往需要深入其間才能有所收獲的“大塊頭”產品（如長篇大論的文章）正被大衆邊緣化，微博、微信等社交網絡的便捷性、豐富性，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智庫借助傳統媒體進行宣傳的傳播效力，對傳統智庫輿論引導功能形成擠壓。她說，互聯網時代的公衆對智庫產品的需求日益呈現差異化趨勢，這要求智庫立足自身專業，對受衆進行細分，找准能够產生最佳傳播效果的受衆群體和傳播渠道，使智庫產品可以及時、精確地傳達到目標群體，影響其態度、情感和行為。
建立合理的傳播效果分析框架
隨著新媒介的發展，傳播規律也在發生變化。要采取實證的方法考察受衆，分析傳播過程中各種因素的影響，以確認傳播效果如何。據複旦大學新聞學院教授周葆華介紹，傳播效果研究的主要範疇有六類。一是微觀與宏觀。效果研究聚焦的分析單位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社會單位與社會關系。二是變化與穩定。效果的形式可能是改變已有狀況，也可能是穩固現有狀況。三是累積與非累積。傳播效果可能是短暫的，也有可能通過累積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四是態度、認知和行為。態度是指受者對某對象所持的評價和意見；認知是指受者對外部世界的理解、感知或認識；行為是指受者發生的實際行動或行動傾向。五是離散一般型與內容具體型。這個區別強調的是產生效果的媒介元素可能源自媒介的存在本身，或源自媒介再現的一般特征，也可能源自某一具體的媒介訊息。六是直接效果與條件性效果的區別。這個區別強調媒介效果的產生形態，即媒介可能直接影響某具體變量，也可能在特定條件下才會影響到該具體變量。
“一般認為，效果研究的發展經歷了從聚焦行為和態度到關注認知、從直接效果到間接效果、從短期效果到長期效果、從簡單粗疏的模型到複雜細致的模型的深化過程。”周葆華進一步介紹說，在早期，人們傾向於認為傳媒效果是強大的、無孔不入的，比較輕易就能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隨著研究的深入，研究者發現，媒介的功能不如想象中強大，人們都有一套業已存在的“預存立場”，因此媒介常常只是強化了人們的固有觀念，而較難改變其思想；與此同時，人們可能更相信身邊的“意見領袖”和人際勸說，而未必直接被媒介傳播所左右，基於這兩個方面的邏輯，媒介效果只是“有限的”。再後來，學者們又指出，雖然媒介在改變人們的態度和行為方面不那麼強大，但卻能在相當程度上影響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認知，例如議程設置理論強調媒介未必能影響我們“怎麼想”，但卻比較成功地牽引著我們“想什麼”。總之，媒介的重要功能就是給特定的人和事賦予地位，讓它們在公共視野中“可見”，進而形塑某種規範性力量和調適性要素，滲透進社會運行的邏輯之中。
隨著新媒介技術的興起，傳播效果研究也在更新。周葆華表示，媒介從以大衆媒介為中心變成了“萬物皆媒”，能承載媒介功能的傳播主體越來越多。傳播效果的發生機制也越來越依賴多樣化的平台，越來越從整合歸一的效果轉向差異分化的效果，受衆的力量越來越彰顯。與此相應，傳播效果研究也更加關注傳播主體、傳播行為與受衆間的互動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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