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吳叡人為《香港民族論》一書作序，即《關於香港民族主義的思考筆記》，他預言香港民族自決論的組織形態“應會以學院知識青年為其主要基礎”，稱香港民族自決運動與包括20世紀前半的《台灣青年》運動等歷史現象一致，是某種“青年香港”（Young Hong Kong）運動。與其說是“預言”，倒不如說是吳叡人等台獨學者，對“獨派”在香港接班人的定向培養。
吳在文中毫不諱言地說，香港民族主義的出現是“1997年香港併入中國以來，來自新宗主國對香港日益緊縮的控制，97之後的中港關係，其實正是中央集權國家試圖將國家權力深入新領有之邊陲領土，結果對邊陲人民既有的認同與利益造成嚴重威脅的情境。”吳刻意使用“併入”而不用“回歸”，用“新宗主國”而不用“主權國”，是為了引導讀者將中國對香港的管治曲解為“中共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因為只有在“殖民語境”下，吳才能控訴所謂中國利用“官方民族主義將香港整合到單一國家之內消融其固有特殊性”和“香港本土社會對入侵的北京國家權力所帶來的威脅的反彈”，他那套“香港民族論”才能在政治上產生殺傷力。
但稍加思考，我們就會提問，究竟吳口中的“邊陲人民”，也即是香港人“既有的認同與利益”是什麼？而歷史上真正對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的“港英政府”在吳文中為何消失了？
吳叡人認為，“港英殖民政府150餘年的相對穩定與連續統治在實質上為香港創造了一個以香港、九龍與新界為領土邊界的準主權領土國家的制度形式”（國家層面），再加上“67年左派暴動之後，香港人開始比較積極追尋本土認同，香港政府也開始推行種種塑造香港認同的政策，而整個7、80年代則是香港住民土著化與香港身分認同形成與穩定最關鍵的時期”（社會層面），就出現了“香港本土共同體”。但實際上，當時沒有“香港政府”，只有英國人組成的“港英政府”。
他說，儘管英國政府不允許香港自治，卻“在二戰後賦予了港英政府以高度的行政與財政自主”，但根據香港反對陣營長久以來對選舉制度的攻擊和對所謂“真普選”的訴求，港英政府恰恰最缺乏合法性和認受性，它在選舉制度上更毫無優勢可言，因為根本沒有選舉。吳進一步指，“這個香港（準）國家制度架構雖然欠缺了大英帝國自治領的自治議會，沒有賦予香港住民參政權，使他們得以行使主權者的統治權，但卻將他們深深整合現代國家之‘公共政治的網路’之中，使他們與香港（準）國家連結，成為‘香港公民’。”這句話恰恰說明，此時“香港人”這一身份認同是從殖民者通過管治政策賦予被殖民者，而非體現香港本地人的主體性。
至此，吳叡人骨子裡的戀殖情節已經表露無遺，在他的論述中，西方國家的統治權，哪怕是帝國的殖民統治，也充滿合法性和認受性。吳身體裡流動的戀殖之血，或許允許他深深懷念日治時期的台灣，但他對英國殖民統治香港的肯定，卻讓自己的偏見無所遁形。難道吳認為洋人較港人更有某種血統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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