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高頻化是世界事務高度全球化的要求。全球化在帶來世界相互依存的同時，也帶來了跨越國境的地區性及全球性問題的出現，比如核擴散、恐怖主義、跨境犯罪、氣候變化、生態惡化等一系列難題，所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非一個國家可以完成。
中美兩國作為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經濟體，無論在地區還是全球性問題的治理問題上都理應承擔更大的責任、發揮更大的作用；諸多國際事態的發展也反覆印證，中美聯手可以推動許多世界性難題的解決，比如氣候變化本是中美在全球治理領域的巨大分歧和摩擦點，但由於兩國元首頂層共識的達成，中美兩國兩度為此發表聯合聲明，為巴黎氣候大會最後的成功起到了支撐作用；伊核問題全面框架協議同樣也是中美協調合作的範例，本次核安全峰會期間奧巴馬還要組織“P5+1”領導人會談，以鞏固前期成果，進一步推動伊朗嚴格履行框架協議。
第三，高頻化是及時及建設性管控分歧的要求。中美關係的複雜性還體現為競爭性顯著上升，包括在戰略定位、亞太安全、南海問題、規則制定、網絡安全等一系列領域，美國對華防範意識明顯加強，施壓力度逐步增大。
主要包括，其一，把中國更加明確定位為戰略競爭者，美國2015年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提出，美國將在“海上安全、貿易、人權等一系列議題上堅決要求中國遵守國際規則、規範，與此同時將基於自身的實力地位管理與中國的競爭”。這一表述說明，強化對華約束已經上升為美國對華戰略的突出層面。
其二，加強對華軍事威懾。美國進一步加強亞太軍事部署並完善作戰理論，包括：繼續向韓國推銷“薩德”導彈系統，在日本部署X波段雷達，並在菲部署P-8A反潛巡邏機；針對亞太更新作戰理論，把“空海一體作戰”升級為“全球公域聯合介入與機動作戰”，強調諸軍兵種以及盟國軍事力量的聯合使用，通過對敵飽和打擊，逼其屈服；提出軍事同盟現代化概念，推動盟國承擔更多安全義務；準備打大國戰爭，美國新軍事戰略報告稱“與大國發生戰爭的危險較低，但在增大”。
其三，在南海問題上與中國走向直接對抗。美國在南海問題上偏袒他國的立場日益清晰，甚至公開對華挑釁。針對中國的建島行動，美國以“捍衛航行自由”為名，推動南海周邊地區的“軍事化”，包括：以艦機闖入中國島礁12海里範圍或飛越中國島礁；把航母戰鬥群和B-52戰略轟炸機駛入南海，公開示威喊話；美國還首度在新加坡部署P-8“海神”巡邏機加強對南海的監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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