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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聶春玉。資料圖 |
呂梁是一個典型，山西腐敗的典型。數字足夠驚心動魄：從2014年9月到今年1月，山西全省立案超過2.8萬起，處分超過3.1萬人；查處的廳局級幹部129人，縣處級超過1500人。過去一年間，經過反腐，僅省管幹部就缺編300人——如果你足夠熟悉官場的規模，一個省能夠配備多少這種級別的幹部，那麼這個查處比例應該說是相當驚人的。
作為革命老區，張紀中給呂梁拍了《呂梁英雄傳》；出過王岐山都稱讚的廉吏、出過如此多英雄兒女的地方，卻因為煤炭而導致了“塌方式”腐敗，其中的原因足以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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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呂梁的GDP超過了1100億。全市總面積的54.3%，都是四大煤田的範圍。煤海山西總儲量的15.26%都在這裡，存儲量高達404億。
在煤炭日子好過的歲月裡，大大小小的煤礦就如同開足了馬力的印鈔機。如今，在全國乃至全球煤炭市場不景氣的背景下，山西的經濟也深陷困境。
看看數字就可知道：2012年，山西的GDP增速還是10.1%；2011年，則是13%；3年時間，數字一路下台階，從8%、4.9%掉到了2.7%，排名全國倒數。
產能過剩、市場不景氣，固然是經濟困難的大背景。但貪腐對經濟的破壞性，則是更致命的。在這個意義上，所謂貪腐可以為經濟發展提供適當“潤滑劑”的論調，簡直不容一駁——哪怕當年的潛規則讓經濟得到了數字上的增長，其對經濟的深層破壞卻是更長久的。
王儒林是這樣概括這種破壞作用的：“煤炭資源配置特別是資源整合、企業兼並重組過程中，都是採取政府決定的方式。這種做法很容易為官商勾結、巨額利益輸送、非法獲利等嚴重腐敗提供土壤和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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