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影響我國主權”？目前台灣採用變通的名稱參與國際組織算不算損害“國際地位”？事實上，依各國國會和行政部門關於對外締約和協議的審議規範，國會可以否決、更改、要求重啟談判，但鮮有入談判者於罪。何況關於內亂和外患罪，自可依刑法規定懲處，時代力量版這樣粗糙的規範形同對我方談判代表祭出“血滴子”，一不小心，人頭就會落地。
另外，在監督程序設計上，爭議最大的仍在如何讓談判透明化。泛綠立委版本要求兩岸協商在協議簽署前，締結協定機關必須提出締結計畫，向國會提出完整報告，其中有多達11項必要的報告事項；國會對締結計畫得以修正、保留、加附款；國會對協議進行逐條審查、否決、要求重啟談判。僅以泛綠版本要求兩岸協議採取逐條審查為例，不論是兩岸服貿或貨貿協議，採取逐條表決，恐怕挑燈夜戰也難以通過。對照美國的“快速授權法案”（TPA），雖然國會事前可利用該法案設定談判議題及目標授權、談判過程，但在事後也僅能包裹表決；除了效率的考量外，還有立法權和行政權應有的分際。
雖然兩岸協議過程透明化的立論正當且有其必要性，但如過度強調透明顯然將侵害我方談判應有的保密需求，形同談判前底牌就全亮光了。而且因應當前全球化熱點議題和經貿協商，經常是艱困而且耗費時日，在國會監督和維護談判效率、解決急迫危機間，也必須適切的平衡，否則，監督條例將反過來導致我方自縛手腳，喪失談判先機和必要的斡旋空間。
不論是行政、立法或司法的規定，都應遵循“比例原則”，任何立法或規範在其手段與所欲實現之目的間，皆應有合理、適當及公允之比例關係，且禁止過當、不成比例。國會立法必須要求法律理性、技術理性和社會理性，亦即立法手段之選案不得踰越現行法令或慣例，即法理之範圍；對目的之達成必須注意到技術的“可行性”以及該可行性的“效能”；最後，無論為何種選案，必須具備“理性”的特質，且為維持或促進社會價值的制度。從這三個原則檢視，泛綠版草案顯然都不符合。
蔡英文在談論“全民共識”之前，應趕快整合出“民進黨共識”，提出全民版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