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佔中”促使香港的大學激進學生運動迅速蔓延。2016年1月26日香港大學一部分學生衝擊港大校務委員會會議，港大校長身臨其境明言他感到生命受威脅。2月，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換屆，19年來第一次出現兩支打著“本土”旗號的隊伍競逐。兩支參選隊伍均認同“港人自決、命運自主”。他們的領頭人都曾積極參與“佔中”。其中，一人因參與“佔中”而由傳統大中華左翼思想蛻變為“本土派”，認同溫和抗爭路線不生效時，抗爭勇武化是必然結果；另一人在“佔中”運動失敗後，更堅定地信奉“本土主義”、“去中國化”，也贊成在嘗試了其它方法無效後，採取勇武抗爭。
三、“佔中”促使反對派立法會議員集體否決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也使反對派整體為激進極端主張所捆綁。在立法會擁有議席的反對派政治團體，在立法會製造“流會”和“拉布”，百般阻撓和干擾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在立法會無議席的反對派政治組織，在街頭製造暴力事件，挑戰和破壞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正是反對派集體偏向激進和極端，為旺角暴亂提供了土壤和氣候。
西方媒體政治嗅覺敏銳。2月9日，美歐英文媒體以及香港英文媒體《南華早報》，紛紛稱“旺角暴亂”為“魚蛋革命”（Fishball Revolution），同一年多前他們稱“佔中”為“雨傘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一脈相承。其中，Quartz的報道稱香港的本土主義團體向北京發出憤怒咆哮；路透社在報道中引述本土主義激進分子高呼“Establish a Hong Kong country（香港建國）”的口號。
應當承認，“佔中”以“公民抗命”為幌子，以“真普選”為目的，79天大多數日子裡大多數參與者採取非暴力抗爭，對相當一部分在價值觀上認同“真普選”的香港居民有一定迷惑性。
與此同時，在旺角暴亂前，香港一部分居民對“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和“港獨”也或者表示同情或者不以為大礙。
然而，“佔中”的內在政治邏輯必然導致旺角暴亂。“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和“港獨”是死胡同，陷入死路者必定“困獸猶鬥”，以攻擊香港法治守護者來宣洩其鬱積日深的仇恨。
二千多年前，中國古代哲人老子說：“天欲令其亡，必先令其狂”；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亦說：“上帝欲使人滅亡，必先使其瘋狂”。旺角暴亂，不啻為“本土主義”、“去中國化”和“港獨”敲響了喪鐘！一口一聲“香港我城”的極端政治組織公然焚毀“香港我城”，對那些為“佔中”而迷惑、對國家心存疑慮的香港居民是當頭棒喝，也是醍醐灌頂。
香港絕大多數居民以個人和家庭利益為上，崇奉法治和秩序。不少人也企盼所謂“真普選”，不滿經濟民生問題叢生、亟盼早日解決；但是，一旦他們明白反對派言行不僅無助反而損害經濟和民生，不僅無助實現普選反而破壞法治和秩序，就會同反對派疏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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