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嚴治黨主要包含兩個要素，一個是建立與時代特點相吻合的政治倫理，另一個是從嚴治官，以嚴治實現公權與私權的切割，以利益規範實現利益科學分配，由此平衡社會價值追求，真正形成先進國家早就實現的多元追求，而不是封建王朝傳承下來的官本位。多黨輪替不需要從嚴治黨，因為老百姓用選票來選擇執政黨，一黨執政在一定意義上高度控制資源，不到民怨發展到足以改朝換代的程度，執政者是可以保證自己掌握執政權力的，或者說西方換掉一個執政黨比較容易，中國換掉執政黨很難，正是這樣的原因，給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政治倫理要求，你要執政，你也想執政，你就必須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於一切，這是政治倫理規則決定的。
第三個層次是精神境界。中國共產黨與西方政黨不同，西方政黨不會主動把自己神聖化，他們認為自己是政客，因為他們不靠這個來執政，中國共產黨卻是離不開自我神聖，因為只有神聖才不需要政黨輪替。正是這種邏輯，就必須堅持對集團內成員的高要求，儘管很難做到。時代的變化和政治生態的變更，確實導致共產黨集團內的成員很難再達到革命戰爭年代那種革命熱情，那種奮鬥精神，因此，在要求更高政治標準的同時，要加入時代元素，這實際上是新政治觀所關照的範圍。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理論體系和基本構成要素
習近平的新政治觀是開創文明，這一政治觀擁有四大基石，或者說由四大要素構成其理論體系。包括政治規矩、利益共享、傳統一脈、合作共贏。結合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特點，政治規矩包含著黨紀和法治；利益共享包括經濟和政治權利；文化一脈則包含著傳統文化和政治文化的一脈，即打破過去以新文化否定舊文化，以新政治思維否定舊政治思維的老路；合作共贏則是在“命運共同體”基礎上的跳出冷戰的對立思維，以共有的文明和價值實現相向而行。
習近平新政治觀的特點是，以新思維改變舊觀念，以新規矩更新舊秩序，即先立後破。這與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政治觀有一脈相承之處，但也存在著一定的差異。毛澤東強調矯枉過正，先破後立，這反映在《好得很與壞得很》等文章中，更反映在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舉措中。雖然我們認為這些都符合革命的邏輯，出發點不能說錯，但卻導致了中華民族文化與價值觀的斷裂。鄧小平也走了這樣的道路，他打破了毛澤東的革命邏輯，跳出“兩個凡是”，但囿於歷史條件，他不得不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路徑，做法沒有錯，但在打破極左思想的同時沒有真正找到新路，換言之其改革開放總體缺乏理論指導，目前一直未能解決的“左”右之爭，儘管他一再要求跳出姓資姓社，但沒有解決內生理論，共識無法達成，鬥爭只能繼續。習近平“兩個互不否定”除了打通黨的精神血脈外，還由立而破，解決了過去革命思維下的先破後立而來的斷層和虛無。
政治規矩。在十八屆中央紀委第五次全會上，習近平提出“政治規矩”。他說，要“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把守紀律、講規矩擺在更加重要的位置”。習近平講的政治規矩主要包括四個方面：黨章是總規矩；黨的政治紀律是全黨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場、政治言論、政治行動方面必須遵守的剛性約束；國家法律是黨員、幹部必須遵守的規矩；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習近平明確指出：“紀律是成文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不成文的紀律；紀律是剛性的規矩，一些未明文列入紀律的規矩是自我約束的紀律。黨內很多規矩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工作慣例，經過實踐檢驗，約定俗成、行之有效，反映了我們黨對一些問題的深刻思考和科學總結，需要全黨長期堅持並自覺遵循。”也就是剛性約束與柔性約束的結合。
政治規矩內含著兩個新元素，一個是黨由自律向他律拓展，也就是過去更多從政治上的先進性強調，未來則以完善制度來規範。同時，習近平一再強調敬畏權力，由此展開，必然涉及到政治活動的範圍，涉及到黨在什麼範圍內活動的問題，必然是改變過去那種政治解構一切，堅持黨在法的範圍內活動。其實，這其中還有一個重要理念，就是法治為主，德治為輔。中國的封建統治是宗法，統治者要維護其家天下，自然不會走法治道路，只能選擇德治。中國共產黨確立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與核心價值觀，以及我們黨靠純潔性和神聖性形成強大的號召力，這些都是政治優勢，但我們也必須遵循政治規則，因為政治生態的變化已經不再支撐以道德規範行為，處理不好，權力的特有規律甚至形成“逆塑造”現象，即在權力體系中呆得時間越久，越不道德，所以，必須尋求與時代相適應的新的權力運行規則。所以，今天繼續要求黨員幹部提升自己的境界，堅守共產黨人的政治品德，但基礎卻是政治倫理規則，這應當是習近平提出政治規矩的基本考量，也是革命黨轉變為執政黨的最大公約數和最重要的突破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