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的轉向是試圖全面擴大與東南亞以及印度的投資貿易全面合作，為台灣經濟發展拓展謀求所謂的國際新空間。認識到東南亞與印度經濟快速增長可能帶來的巨大新市場空間，蔡英文及民進黨的判斷以及策略是，在基於“共同價值觀”的名義之下，台灣主要利用美日對中國崛起的經濟和地緣政治戰略利益在東南亞區域的競爭矛盾，利用中印之間的發展競爭和地緣政治矛盾，利用自己在某些特定行業的技術和資金優勢，在東南亞與印度地區獲得有著美日同盟政治和經濟雙重背書的投資和貿易發展的額外機會。
最後的經濟轉向策略是集中台灣政府的有限公共資源，利用政府的財政扶持政策，來為台灣企業進入東南亞和印度市場創造“國家”優勢。由於深刻認識到僅僅依靠台灣地區的中小微企業，以及利潤被盤剝、打造自我品牌能力被鎖定、高端技術創新能力被控制的專門為發達國家企業代工的出口企業，台灣很難在全球市場上與發達國家的巨型跨國公司競爭，很難在全球價值鏈的高端環節獲得生存和發展機會的客觀現實，在受到日本、韓國政府扶持實體經濟發展模式的示範效應以及韓國經濟遠超台灣的刺激下，蔡英文及民進黨政府所積極謀劃的經濟發展轉向策略就是，通過政府力量與企業能力的結合，來全面扶持台灣地區中小微企業的“走出去”，促進台灣代工企業國際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在工業4.0和智能製造全面興起的時代，為台灣謀取全球的新競爭優勢。
二、蔡英文無法扭轉台灣經濟的下滑態勢
然而，蔡英文及民進黨主導下的台灣經濟新轉向策略能否成功，在筆者眼內，還存在極大的阻力和不確定性，這些具有不可克服的內生阻力以及不確定性具體表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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