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庫就是要在知與行之間建立起一個橋梁。馬克斯·韋伯提出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我們首先要問價值有沒有可行性，沒有可行性就是沒有理性的東西，是烏托邦。智庫的任務則是研究通過什麼樣的工具來實現這個價值，這是我們可以做到的。智庫可以告訴執政者實際情況如何，有幾條路徑可以實現這個目標。至於選擇哪條路徑，則由政治人物來決定，我們也無法干涉。
具體到政策上，政府首先要鼓勵民間智庫，讓其探索不同的道路，曲折一點也沒問題。其次，要給它寬鬆的政治環境，允許大家進行理性的爭論，這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理性爭論的空間就沒有理性的共識。
不過我的擔憂還是在知識界自身，我覺得中國知識界不成氣候。政府並不會限制你怎麼想，只要你能客觀地反映問題。而中國的知識界比較缺少獨立、客觀研究問題的傳統。
鄭永年在2015年12月接受FT中文網採訪時談到：“我最失望的就是知識界。改革開放30多年來，有沒有提 出某種自己的思想。左派、右派整天照抄照搬西方的概念，有沒有自己的東西?我在寫一本新的書《知殤》。中國的文明是一個對話文明，但是以我為主的對話文 明。中國古代形成自己的文化體系，後來受到佛教的影響，宋朝之後又出現新儒家。先秦的百家爭鳴是文明內部的對話，然後和印度文明對話，吸收了一些新的東 西。近代以後中國和西方文明對話。但到現在為止，我們自己產生了什麼?到現在還在照抄照搬。中國社會轉型比起歐洲不知規模要大多少，歐洲轉型產生了多少偉 大的思想家，我們現在的轉型呢?我們對世界社會科學的貢獻呢?
中國很多學者在做的都是假知識，用中國的素材來論證西方的命題，而我們自己的命題還沒找到，都是假命題。社會科學領域大部分發表的內容，都是西方的命題加 上“來自中國的證據”(evidence of China)，沒有自己的知識體系。我們大部分學者的腦子還是被西方殖民地化了。
很多學者連西方實際上怎麼運作的都不知道。把民主、自由、社會公正等在西方有獨特歷史的東西，都看成普世的東西，都是拿一個抽象的、西方都不見得存在的理 想狀態來評判中國，這能產生知識嗎?如果你是政治人物，那你鼓吹什麼主義我不管。但如果是做學問，一定要去探究西方的很多東西是怎麼產生的。從經驗出發， 究竟制度是如何建立起來的。中國現在很麻煩的是，誰都想當公共知識分子，知識分子都還沒有當好呢，就想當公共知識分子，這不是自欺欺人嗎?這不是把自己當 成政治家了嗎?你在規範層面，因為有自己的政治傾向性，支持反對也好，都沒有問題，但作為學者就不應該。你首先要搞清楚，很多東西實際上是怎麼樣的。現在 誰知道中國的社會、經濟等體系是怎麼運作的嗎?我想知道的人不多，很多人是在拿西方的桔子來看待中國的蘋果。”
（來源：共識網、中信出版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