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危險的是，這些年兩岸都出現龐大的網民。他們的意向對政府政策多少有些影響，但卻不一定受政府控制。將來“天然獨”與“中國夢”可能因為各自內部因素而激發，可能因為兩岸摩擦而對撞，也可能因為外部因素（如南海、東海、或日本）而被撩撥。不管如何，他們一旦隔空對幹，相信兩岸主政者都要面臨巨大的壓力，後果實難設想。
再用宏觀而長期的眼光看，台灣的民意如此轉變也可能影響國民黨未來的走向，接著也影響台灣未來若干年的政治及政策走向，連帶也當然影響兩岸關係的發展。所以這次選舉帶來的是一次結構性的轉變，不是“民意如流水”一句話可以輕描淡寫過去的。
誤判國際領域
國際領域也值得我們關心，雖然程度上可能較低。這裡指的不是兩岸過去的邦交爭奪戰，或阿扁時期的，“烽火外交”。這些應都已是昨日黃花，一去不復返。值得關注的是近年延燒不斷的東亞海域紛爭。
東亞海域一系列紛爭的起因甚多。最根本的起因是近年快速的“中國崛起”。在中國大陸經濟實力快速提升以及後來外交影響力逐步向全球投射時，美國及國際社會普遍尚持樂觀其成的態度。但當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將由傳統的陸權向海權轉型時，美國與部分的東亞鄰國就開始感到不安。尤其美國自己在這段時期瀰漫悲觀情緒，擔心它的全球絕對優勢地位即將衰落，許多策士乃憂心忡忡，紛紛把怨氣指向崛起中的中國大陸。歐巴馬政府改採“再平衡”政策，試圖把對外政策及資源分配重心向東亞地區集中，就是這個情緒的具體反應。這個新政策加上一些總統候選人偶發的反中言論，就讓原本具有反中傾向的一些人產生了新希望，以為美國鷹派思維抬了頭，而台灣可以在其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但據個人研判，這些尖銳的音調極可能都是個別的、暫時的、局部的現象。熱鬧的南海與東海相關的新聞報導，掩蓋了幾個重要事實：
一、美中兩強的經濟總量佔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佔四分之一，彼此人民往來也十分密切。因此現在貫穿兩黨菁英階層的普遍認知是：“二十一世紀只有美中雙贏或雙輸，不可能任何一方單贏或單輸”；所以要儘可能避免衝突、縮小分岐；如不能，就要加以管控。
二、美國與中國大陸固然在安全問題尚有爭執，但在其他領域仍有非常多的協調合作。即使在安全問題，雙方也是有合作、有競爭。譬如，在中東及朝鮮半島問題上，北京的合作就對華府至為關鍵。再縮小來看最炙熱的南海及東海問題，雙方前幾年及現在雖都偶出重手，佔據了國際與論的大幅版面，但很明顯雙方都一直力求克制，努力協調管控衝突，以免情勢失控。這情況不但不是回到過去的“冷戰”，也不等同於九十年代的爭吵（為了貿易、台灣、人權、西藏等）。
三、至於一般美國民眾，民調顯示當前的主流思維絕對不是鷹派，反而非常消極被動。2014年9月芝加哥全球事務協會的調查顯示，高達四成的美國民眾希望“置身國際事務之外”。這是該協會民調四十年來出現的最高紀錄。至於出兵，只有在“美國本身受到直接威脅”及“低成本”與“低風險”的情況下，美國民眾才願意支持。這就是為什麼歐巴馬英九迄今對於治絲益棼的中東問題不願再投入更多軍力的根本原因。連當前爭議性最大的南海主權問題，民調也顯示只有二成的美國人知道它的存在。
透過這背景看台海，我們發現上述去年民調顯示，在十二個美國可能需要出兵的案例中，“如果中共入侵台灣”得到美國民眾的支持度竟然排名墊底(26 %)；即使詢問對象是美國菁英，支持度也只是第八位。2015年10月該協會再度詢問美國民眾，得到的支持度（28%）依然低落。較意外的，日本民眾支持美國出兵援台的比例也只有29%。當然大國的軍國大事很少只由民調的單一因素決定，但我們很難想像在消極到如此地步的民意基礎上，任何美國政府會在美中關係最敏感也最危險的所謂“台灣問題”上改採積極的抗衡政策。
既然美國菁英如此重視美中關係，而且世界各地烽火舊的未滅（如阿富汗、伊拉克、敘利亞），新的已燃（如伊斯蘭國、伊朗、北韓），美國民眾又有消極避戰的情緒，所以將來美國雖可能在台海某些小題目做出微調，但更可能的發展仍是積極維持台灣海峽局勢的穩定。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在去年蔡英文六月訪美前幾天，特別透過國務院副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發表一篇近年單獨針對台灣的較長篇聲明。她在歷數美台合作成就後，立即補上一段話：“我必須說，近年這些合作的一個重要成分就是兩岸關係的穩健管理。我們對於兩岸安定的維護具有持續不變的利益，而這個利益貫穿我們對兩岸議題的所有作為（this interest informs our overall approach to cross-strait issues）”
既然如此，美國的台海政策不可能是對抗，而是避免衝突，管控分岐。如果兩岸自己不能“穩健管理”彼此關係，美國與大陸就可能協調管理，以防出現雙方都不樂見又難以處理的狀況。
雖然台海穩定仍是各方最大的意願，對此意願的“誤判”仍可能導致動盪。台灣內部一些人常把反中情緒轉化成對美國的過度期待，很容易把美國內部少數鷹派的想法誤以為是主流思想，然後一廂情願地加以迎合。這個傾向如果落實在下任政府的政策中，尤其是在敏感的國際領域，很可能會激化台海衝突，讓台灣成為兩強競爭下的犧牲品。目前看來這個可能性仍低，但一旦發生，它的效果就會是爆炸性的，極可能一併點燃前述兩個領域的衝突，最終不可收拾。
結語
以上三個可能的危機領域中，最令人擔心的是“民意直接對抗”。“立場清晰對立”雖然一定會造成兩岸關係惡化，但衝撞的強度、廣度，及時間長度多半仍由雙方政府掌控，因此可大可小，可伸可縮，不易失控。“國際領域的誤判”後果雖然嚴重，目前看來仍不必太過悲觀。但“民意直接對抗”的本質就充滿難以掌控的變數，因此最為危險。更何況，說到底兩岸關係的和平或發展都是奠基於兩岸民眾彼此的深刻好感，不管這好感的屬性是“家人”、“朋友”、還是“夥伴”。如果好感變了質，雙方開始相互批評責難乃至羞辱，關係就可能過了不回歸點而長期惡化。
如何維護兩岸關係的和平發展，尤其“民意”這一塊，雙方政府固然有責任，所有意見領袖也該善盡言責。只有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維護目前得來不易的兩岸和平穩定。
（本文改寫自去年十二月參加上海台灣研究所主辦的“兩岸關係新格局”研討會的發言稿）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16年2月號，總第21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