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月12日電／林先生是西南某省一個家用燈具製造公司的老總，談到企業成本，他首先提及的就是稅費負擔。“我們企業的稅費規模大概300萬左右，企業淨利潤比稅費還要少一點。各項成本中稅費成本是比較重的。”林先生道出了不少企業的心聲。中國中小企業發展促進中心發布的《2015年企業負擔調查評價報告》顯示，希望國家出台“稅收減免”政策的呼聲最高，反映此訴求的企業比例達到80%。
習近平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前我國經濟的有效供給受到高稅費成本約束，降低稅費成本有望使企業重新煥發生機活力。記者了解到，2016年我國“營改增”將全面收官，多行業迎來減稅利好，部分政府性基金、收費有望退出歷史舞台，專家分析這些舉措有望為企業降低成本逾5000億。
重壓 超半數企業稅費超淨利潤
企業淨利潤未能覆蓋上繳稅費的規模，這樣的例子不在少數。
從事企業減負工作十多年的江蘇省減負辦主任楊富榮說：“我們通過十幾年來走訪企業、調查研究發現，大概有超過50%的企業淨利潤不及稅收和收費之和。估計只有大約三分之一的企業淨利潤可以超過稅費。”
在楊富榮看來，企業繳稅費之後淨利潤較低，發展後勁就不足了。“在企業的各項成本中，稅費成本應該是最高的。如果企業稅費成本進一步降低，企業的淨利潤提高，能有更多的資金用於自身發展，那麼企業融資壓力也會小一些。”
萬博經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對《經濟參考報》記者表示，十多年來，我國土地、資金、人工、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價格大幅上漲，再加上稅收、行政等成本，已經使企業不堪重負。如何通過深化改革，解除要素供給抑制、降低要素供給成本、提高供給效率，已經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降成本是重要組成部分、出發點之一，也成為今年供給側改革的重點之一。
滕泰說：“據測算，從微觀層面看，中國企業的綜合稅費負擔平均約40%。而以我國的政府總收入除以GDP所得到的國家宏觀稅負在2014年達到37%，大致相當於發達國家最高水平，高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10個百分點左右。”
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胡怡建接受《經濟參考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前幾年我國經濟增長快，企業利潤水平高，還可以承受較高的稅費。而如今，稅費制度不合理的矛盾在經濟增速放緩的情況下就暴露出來了。“很多稅收制度的設計是從保障國家收入角度出發，沒有從企業負擔角度考慮，所以出現了很多合法不合理的情況，也存在一些問題和隱患，這是不利於發展的。”胡怡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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