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2月30日電／近日，中國電信董事長常小兵落馬，引發人們對央企領導人員腐敗的高度關注。每當副部級及以上的高級領導幹部落馬，總會引發整個社會從各個側面的反思，有的關注央企的監管問題，有的反思權力約束的問題。在常小兵帶出的問題中，有一點很值得關注：常小兵在中國聯通期間，很看重下屬對他的忠誠度。對其忠誠之人，就提拔重用，對其不忠誠之人，就給穿“小鞋”，即使再有能力，他也棄之不用。
熟悉黨史的人都知道，強調黨員幹部的忠誠，是我們黨一以貫之的優良傳統。在革命年代的腥風血雨中堅守“永不叛黨”，在改革開放的意氣風發中堅持“永遠跟黨走”，我們黨之所以能夠在艱難複雜的環境中保持團結統一、堅強有力，關鍵就是用對黨的忠誠把黨員幹部凝聚成不可動搖的共同體。正所謂，“德者，才之帥也”。這是強調對黨忠誠。但常小兵奉行的卻是對個人忠誠，對象不同，而忠誠已大異其趣矣。
對黨忠誠，是源於堅定的政治信仰和崇高理想，是黨員對黨的莊嚴承諾與認同感和歸屬感的集中體現；對個人忠誠，是源自對個人權威的盲目服從。對黨忠誠，來源於“雖九死而不悔”的優良傳承，是黨員隊伍永遠立於不敗之地的根本；對個人忠誠，是來自攫取私利的私心。對黨忠誠，才能做到不唯上、不唯權，在關鍵時刻能夠捍衛原則、堅守底線；對個人忠誠，只知一味苟合取容、迎合上級，在任何時候都把私利凌駕於公益之上。對黨忠誠，才能擔得起“忠”這個字在道德上的崇高含義；對個人忠誠，則無非是盜用“忠”的名義，來維護私相授受的肮臟關係。
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像常小兵這樣強調“對個人忠誠”的領導幹部不在少數。他們往往帶著“我即組織”的狂妄自大，把自己等同於黨組織，把自己的權威等同於黨組織的權威，把對黨忠誠異化為對個人忠誠，把純潔的黨性異化為對手中權力的無條件服從。如此，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受到極大破壞，黨內的同志關係演變成暗通款曲的人身依附關係。他們構建屬於自己的派系和山頭，使圈子內的人只知有門戶不知有組織，只知有領導不知有黨性，只知有私利不知有公益。這樣的人在幹部選拔中不問黨性修養與能力水平，只看“是不是自己人”，只關注“是不是對自己忠誠”；而一旦有人落馬，則能牽出整個人身依附的網絡。常小兵落馬之前，中國聯通內部不少曾經的“得力幹將”已被繩之以法，這不就是發生在眼前的教訓嗎？
古人雲，“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一個組織要保持朝氣、活力與凝聚力，忠誠是必不可少的元素，但是打著忠誠的幌子搞人身依附，則是以忠誠的名義消費忠誠。在中國歷史上，門閥興起被視為西晉衰落的根本原因，而門閥之所以能夠形成，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同家族在施恩與報恩中形成了依附網絡，形成了分裂的政治勢力。歷史教訓在前，正需要後人從中汲取教訓、吸收營養。
毛澤東同志曾指出，在使用幹部的問題上，我們民族歷史中從來就有兩個對立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賢”的路線，一個是“任人唯親”的路線。前者是正派的路線，後者是不正派的路線。事實上，心中有黨、對黨忠誠，才能走出“任人唯賢”的路線，才能避免“對黨忠誠”被異化為對個人忠誠。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