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北京11月28日電／我國刑法經過多年的發展完善，已經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懲治貪腐犯罪的罪名體系，刑事法網也日趨嚴密，現在亟待出台新司法解釋，並在司法實踐中嚴格執行。
人們看到，在我國法律中，受賄一直以來都是一個外延十分寬泛的罪名，涉及諸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他人謀取利益”乃至“國家工作人員”“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等這樣一些關乎罪行能否成立的要件，在司法上依然存在著較大的解釋餘地甚至爭議。
比如，廣義上的利用影響力交易行為，就包括這樣一種情形：已離休、退休的國家幹部，原本已沒有現職、現權可以利用，卻還是人走“茶”不涼，繼續發揮著“餘熱”。他們利用本人原任職務、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在職的同僚為人辦事，自己卻從請托人那裡獲取財物。這顯然也是利用了原來自身影響力的非法交易行為。而早在1989年，最高司法機關在公開發布的司法解釋中就已將它們列入“應以受賄論處”的範圍，刑法修正案（七）則作了進一步擴張性的立法化處理；“兩高”此後發布的新罪名，將範圍更為廣泛的主體納入到“利用影響力受賄罪”之中。
現如今，刑法上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範圍已大大拓展，除了可以包括現職幹部的近親屬、關係密切之人外，還把離職人員的近親屬和關係密切人包括在內。這使人們多少有些憂慮，擔心我們的司法機關有沒有能力和經歷將他們一網打盡。
事實上，這種憂慮也不是多餘的。因為刑法懲治貪腐犯罪的主要鋒芒應當主要針對現職公職人員，離退休人員次之，他們的近親屬及關係人可能更為次之。我們在情感上雖應對貪腐行為保持零容忍，但立法和司法畢竟是一項理性事業，需要突出重心、區別對待、縝密裁量。法律並非一種純粹的紙面宣言或者道義擺設，從紙面的法律走向實際司法，需要更多的技術設計和成本考量。這些方面的例證，我們可以找到很多。
譬如，為了純潔幹部隊伍，我國曾在1988年作出立法規定，國家公職人員在對外交往中接受禮品數額較大、不予上交的行為構成貪污罪。在司法實踐處罰數量甚少的情況下，全國人大常委會又於1997年再度將該罪名成立的範圍擴展到了在國內公務活動之中。但刑事法律雖在不斷發展，司法狀況卻不盡如人意，落入法網受到刑事制裁的官員確實鳳毛麟角。
之所以如此，除司法機關依法辦事的觀念有待強化、黨紀政紀與刑事追訴的界限還須明確外，立法上浪漫主義與司法的現實主義之間的衝突，比如法律要求司法介入的實際成本過高、懲治典型犯罪與打擊邊緣行為的社會需求和呼聲不同等，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此外，就之前刑法修正案提高量刑幅度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從原來最高刑罰的五年徒刑提高到十年徒刑）來講，由於我國長期以來沒有建立國家公職人員家庭財產登記、公告制度，因此，司法機關通常是在查處貪污、受賄等主要罪行時，才意外發現他們還有來源不明的巨額財產。實際上，真正單獨以該罪予以定罪處罰的情形，現在也是寥寥無幾。
俗話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利劍”不可乏力，刑事法律的權威需要通過嚴密、公正的司法活動，才能得以維護與推進。“利用影響力受賄”“禮品不上交以貪污論處”“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等刑法規範倘若要真正發揮它的作用和功效，就必須在規範層面上立下規矩，要進一步嚴格界定法律文本上“關係密切的人”“職權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謀取不正當利益”“禮品”等概念的確切含義，增強其明確性和可操作性；需要對刑法修正案（九）所規定的貪污、受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以及“情節嚴重”“情節特別嚴重”等彈性規定作量化設定；要在執法觀念上確立“嚴格依法司法”的理念，在取證的及時性、針對性、科學性和規範性上下功夫。唯有如此，才能使法律規定的相關罪名和罪刑條款真正發揮現實適用效能，防止法律虛設、司法懈怠。
來源：法制日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