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有關“中華民族”問題。根據台灣多家調查機制的民調顯示，台灣民眾中認為自己是中華民族一份子的，近年來一直穩定在百分之七、八十的高位，其中泛藍立場的民眾有九成之多，中間立場的民眾有約七成五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就連泛綠立場的民眾也有高達七成的人認同自己屬於中華民族。 這組民調令人又喜又憂：喜的是，台灣絕大多數人認同自己是中華民族的一份子，這給我們進一步增強台灣民眾的國族凝聚力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基礎；憂的是，在台灣民眾中即便有這麼高的比例認同中華民族，但主張兩岸統一的人卻很少，甚至還在逐年減少。這是否表明：英美或德奧式的“一族兩國”觀念在台灣社會頗有市場？若真是這樣，我們強調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的意義是否會大打折扣？這裡頭，教育是關鍵，例如，針對李、扁執政以來台灣學生教科書排序的“台獨化”、“去中國化”傾向，台灣學者張亞中認為，“這樣的歷史教科書確定了兩岸是一個異己關係。一個大哉問：‘中國史到底是不是我們的歷史？’這個問題也許在教科書上沒有回答，但是在教科書的排序上，卻回答了：中國史從1949年以後不是中華民國的歷史，‘一邊一國’的史觀已經形成。” 最近，台灣內部有關課綱調整的爭議十分激烈，正反映了台灣各方勢力對於教育在民眾國族認同上重要性的高度重視。可見，僅僅強調兩岸同屬中華民族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是如何將中華民族的觀念與現代主權國家的觀念緊密結合起來，使分離主義在台灣逐步弱化，使台灣民眾的統一向心力逐步增強——這方面的課題研究目前做得還不夠多，不夠深入，需要兩岸學者投入更大的研究心力，也有賴於兩岸各有關部門的共同努力。
三、文化認同的工作方向
美國學者安東尼（Anthony D. Smith）認為，文化認同是國家認同的起始和結果，更是民族主義的核心。 從文化認同上建構國族認同無疑是一條值得探索的道路。個人以為，在文化認同的推進上，可以對台灣知識分子和普羅大眾分別有所側重地開展工作。
（一）對台灣知識精英的工作。中國知識分子向來有“修齊治平”的情懷，台灣的知識分子雖然普遍受過西式教育，但同時多數人也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陶，有著“兼濟天下”的政治熱情與抱負。依筆者多年來的觀察，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的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改革抱有濃厚的興趣，而且觀察也越來越客觀，越來越細致深入。以前台灣知識分子對中國大陸的體制一般持負面態度，認為中國大陸應盡快走上西式民主的道路，才能有光明的前景。但隨著他們對中國大陸國情的深入了解，他們中的一些人逐步理解，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是多麼不易！台灣學者黃光國寫道：“我並不認為：在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上，中共應當‘全盤西化’，照搬照套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他呼籲，“今天中國學術界的當務之急，是深刻反思台灣的‘民主經驗’，批判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並以中華文化作為基底，發展出中國式的民主理論。這樣的民主理論不僅要經得起社會科學界的辯論，能夠被國際學術社會所接受，而且要有高度的可行性，在中國社會中具體實踐”，他並希望“兩岸學者更必須正視現實，從雙方的互動的過程和經驗中，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並建構出中國式的民主理論。” 應該說，包括台灣學者在內的境外學者研究中國大陸的改革發展有其獨特的優勢，只要他們抱持一種“同理心”，或如台灣學者蘇起所言，以一種“同情的理解”來看待對方、關心對方， 兩岸知識分子就容易達成一種真正的心靈契合。因此，在“一個中國”的基礎上，大陸方面要歡迎更多的台灣知識分子來關心、研究中國大陸的發展，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一種共同為中華民族復興而奉獻力量的中國學人的情懷，將有助於兩岸知識精英界的交流、理解、共勉。而精英階層是一個社會的中流砥柱，他們的思想、價值取向對國家、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深沉而長遠的。“對於部分台灣同胞對大陸缺乏了解甚至存在誤解，對發展兩岸關係存有疑慮，我們理解和體諒，並以足夠的耐心做好化解工作” ——這展示了大陸方面虛懷若穀的氣度，這也是兩岸共圓“中國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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