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處提及錢穆先生的主張，絕非要故步自封，而只是提供一個重新認識自身文明的起點。因為自我的認識還必須透過與其他的文明的比較，特別是與西方文明的比較，才能呈現出自身的特點。而說到比較，事實上，西方的社會學大師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早已提出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其基本精神也是反對化約主義，可以與錢穆的主張相呼應。誠然，韋伯對中國文明的研究，就其具體內容與論斷而言，容或有偏頗之處，但這些都可以根據現代歷史學與社會學的進展給予修正。重要的是，吾人應該重新評估錢穆與韋伯的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繼續完成他們的未竟事業。
四、結語
本文就以錢穆的一個說法來做結尾。錢先生曾說：中國人必須擺脫模仿抄襲的習氣，“有勇氣，有聰明，能自創自造”，從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汲取一套適合自己的政治理論，如此才能樹立可長可久的政治制度。 這番話的立場應該已經夠鮮明，無需多做解釋。但作者還是要再加一個但書：這不代表要胡亂拾古人的牙慧。也就是說，當吾人想 “自創自造”時必須警覺到：並非所有傳統的東西就都是好的，而應該批判性地檢驗傳統的觀念。如果按照本文所主張的整體論思維，任何思想都有其物質基礎與時代背景，中國人的仁政、德治、大同、朝貢體系等觀念的出現當然也都有其時代背景，今天社會型態已經有大幅變化，那些觀念是否還能應用在今日的世界，值得商榷。就個人有限的瞭解而言，中國人的階序的世界觀與中國上古時期的封建國家型態有極大的關係，這種型態的基本特點就是 “政治關係的倫理化”。而由於中國很早就從封建國家演化成帝國，在技術（包括科技與統治技術）都還不發達的情況下統治極廣大的領土，除了依賴一個官僚體系之外，還必須靠儒學的意識型態來支撐帝國。而由於儒學基本上形成於封建時代，因此其思維方式具有高度地倫理化的（即以人際關係為中心的）色彩。所謂的大同思想與朝貢體系，都必須放在這樣的背景下來理解：它們都是一種由中心向外輻射的秩序觀。這種秩序與今天中國政府與學界所提倡的多元或多中心的國際秩序是否協調，對外國人是否具有吸引力，都不無疑問。總之，回顧與重探自身的文明，絕對不是只用過去的歷史來炒冷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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