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從孔夫子到孫中山
自孔子以降，兩千多年來，中華民族的仁人志士們擔當起中華民族逐夢的大任。他們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情懷，以“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青雲之志，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壯與豪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前赴後繼，愈挫愈奮……卻始終也沒有實現中華民族美好的夢想。雖然中國的封建歷史上出現過多次的輝煌盛世，如漢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清代的“康乾盛世”，但都是曇花一現。由於生產力水平低下，其盛世一般都無法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生活富裕。另外，由於封建社會自身的局限性，任何一個盛世也無法達到“小康”與“大同”的理想境界。因此，古老的中國夢在封建帝制的時代只能成為中華民族美好的烏托邦。尤其是到了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之後，由於清朝統治者的昏庸腐朽和閉關鎖國，中國由盛入衰。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到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00年八國聯軍進中國，至此，一個泱泱大國被西方列強瓜分豆剖。
19世紀中葉以來，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國門大開，一些西方的先進思潮也開始進入中國。1899年，上海《萬國公報》刊登了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馬克思學說，題目就是《大同學》，這是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中文報刊上。《大同學》顧名思義：“大同”之學。李提摩太認為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關於世界大同的學說，因此叫《大同學》。中國儒家所設計的“大同”社會已經與馬克思所論述的共產主義社會十分接近。“大同”是儒家的最高理想，它的形態基模來自於原始社會的原始共同體。馬克思在論述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規律性時曾經把共產主義的產生看作是“回到古代類型的最高形式。”
孫中山是第一個系統地接觸馬克思社會主義學說的中國人。廣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遭到清政府的通緝，他先後輾轉日本、美國，然後到達英國，1896年9月到1897年6月間在英國生活了近一年的時間。這期間他了解了馬克思和恩格思，了解了《共產黨宣言》和《資本論》。1905年，孫中山在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由此足見馬克思理論和社會主義學說對孫中山和他提出的“三民主義”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孫中山又多次談到社會主義，1912年10月，他應中國社會黨之邀，在上海中華大戲院對社會主義進行了專場演說，這場演說轟動了整個大上海。
除了推翻帝制之外，孫中山還有一個歷史貢獻，這就是他提出了“振興中華”的目標。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檀香山華僑當中發起成立了第一個反清革命團體——興中會。他在為興中會起草的章程中明確提出：“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這就是“振興中華”這一口號的由來。“振興中華”的目的是挽救民族危亡，這個號召雖然不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宏大，但近代以來它一直是凝聚民族精神的響亮口號，因此它也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召的提出起到了積極的準備作用。從三民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從“振興中華”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歷史變遷折射出一條曲折而又充滿希望的復興之路。這條復興之路充分說明：道路選擇是民族復興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夢起航和成功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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