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9日電／香港《大公報》今日發表題為“習馬會對香港的啟示”的評論文章，全文如下：
二○一五年十一月七日，習近平和馬英九總統在新加坡會晤，就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交換意見，這是兩岸領導人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的第一次會面。
二○○五年國民黨領導人訪問大陸，實現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領導人，自一九四五年重慶會談以來，時隔六十年後又一次握手，當時，台灣尚由主張台獨的民進黨執政。
然而，國共兩黨關係劃時代轉變，強有力地推動二○○八年國民黨重新執掌台灣後兩岸關係“撥亂反正”。七年多來，兩岸雙方在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建立並增進互信，開闢了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道路。海協與海基兩會協商簽署了二十三項協議，解決了關乎兩岸同胞切身利益的一系列問題。兩岸經濟合作持續深化，實現全面直接雙向“三通”，給兩岸同胞帶來了許多實實在在好處。兩岸各領域交流蓬勃發展，密切了兩岸同胞感情。兩岸協商處理有關涉外事務，減少了兩岸分歧。
應學會政治妥協
二○一四年，國台辦和台灣陸委會建立了直接聯繫溝通機制，意味著兩岸關係由國共兩黨為主的政黨間交往、海協與海基兩會半官方聯繫，提升至官方溝通。正是在7年多年來兩岸關係取得重大發展的基礎上，兩岸領導人得以舉行歷史性會面。
“習馬會”在台灣即將舉行新一屆領導人大選前舉行，無疑對島內政治形勢產生不可低估的影響。十一月四日，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公開批評“習馬會”，但是翌日即轉變口風稱：她當選台灣領導人後，不排除與習近平會面。因為，根據台灣陸委會的民意調查，支持兩岸領導人會面的受訪者多達百分之七十六點六。如果蔡英文抗拒與大陸領導人會面，可能失去中間選民的選票。
台灣大選涉及諸多因素，不能以明年台灣大選結果來論斷“習馬會”成敗。但是，從蔡英文迅速調整態度可見，“習馬會”對兩岸關係起了“壓艙石”的作用。即使民進黨再度執掌台灣、台獨勢力重新抬頭，也必需尊重台灣大多數居民要求維持兩岸關係“不獨不統”、保持和平格局的主流民意，不敢擅開倒車。
從較短時間維度看，希望兩岸關係“不獨不統”保持和平是可行的。從歷史發展角度看，兩岸關係必定、也只能走向統一。在台灣，主流觀點是為了維護兩岸關係現狀而支持兩岸領導人會面並將之常態化。在大陸，主流觀點要求國家最終實現完全統一，“習馬會”被視為推進兩岸統一的里程碑。
在香港看“習馬會”，至少有兩點重要啟示：一是“習馬會”標誌著兩岸關係深化、進入一個新階段，香港應助益這種發展；二是“習馬會”展示了政治妥協的技巧，香港政治團體應認真借鑒。
香港助益兩岸關係發展，有官方和民間兩個層面。在官方層面，迴旋空間較小。在民間層面，大有可為。
未來四年，兩岸關係最大挑戰是台獨勢力重新抬頭；在全球政治經濟軍事格局繼續劇變、東亞地緣政治形勢繼續惡化的背景下，台獨勢力將一再觸碰兩岸關係底線。
香港民間團體應當在輿論和實際舉措上，支持島內反台獨力量。在這一關乎民族大義的重大原則問題上，香港的反對派政治團體和政治人物，也應當與愛國愛港陣營站在同一邊。
十一月六日，《明報》以《中央與反對派決戰？香港情勢緣何至此》為題發表社評，稱：“當年血戰過的共產黨和國民黨，現在的領導人可以會面商討國事；香港的反對派、反對勢力與中央根本就無血海深仇。當年廖承志寫信給蔣經國，以‘渡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降低了兩岸敵意；今日中央對待香港，宜應以‘千里修書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的胸懷，化解內地與香港的矛盾，而非埋首鬥爭。”
有協商才有進步
《明報》社評所反映的情緒和願望是可以理解的。問題在於，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不能簡化為或等同於中央與香港的反對派之間關係。反對派只能代表一部分香港居民，即使前者在歷屆香港立法機關地區直選中獲得相當多的選票。但是，計及香港市民普遍的低投票率，並參考各相關民意調查的結果，可以說香港大多數居民不認同或不完全認同“拒中抗共”立場。
中央一貫表示願與香港不同政治團體溝通，一貫認為頑固堅持敵視中央立場的是極少數人。問題在於，反對派主要政治團體缺乏與中央溝通的誠意。
只要若干反對派政治團體在某具體事情上展示溝通誠意，就會產生積極成果。例如，二○一○年上半年，民主黨主流派與其他若干“泛民主派”政治團體一起形成“溫和泛民主派”，在關於二○一二年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上表現出與中央溝通的誠意，促成了香港政制向前發展。但是，那只是一個事例而沒有被反對派政治團體常態化。
回顧國共兩黨和兩岸關係曲折發展歷史，一方面，我們必須對香港反對派終將分化分裂，而使香港政治矛盾得以緩解或克服具備信心；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不感嘆香港反對派缺乏具有政治妥協才具的領袖人物。說到底，香港缺乏真正意義的政治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