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國崛起開始擠壓西方利益，會不會墜入“修昔底德陷阱”已成為全球戰略專家關切的議題。事實上，美國哈佛大學教授杭亭頓在1993年就發表“文明衝突論”，認為文化的差異不易改變，21世紀西方文明與中華文明終將衝突。不過，包括中國與美國都不希望看到衝突，而台灣的軟實力正足以扮演兩文明的中介與橋梁角色，習馬會讓台灣再度站上世界舞台，也提供了這樣的一個契機。
社論說，在遙遠的記憶中，台灣曾是全球經貿都須重視的地方，若干產業在全球舉足輕重；1999年發生不幸的921大地震，影響所及，全球半導體業擔心供應 鏈可能中斷而為之驚恐。我們必須再問自己，已經有多少年，我們沒有再享有如此受世人尊敬的目光。
在台灣過去的整體發展過程中，曾經有過很好的機會，把台灣作為中國大陸進入西方國家市場的領頭羊與中介角色，讓中國大陸成為台灣發展的大後方；而台灣把本身發展的經驗，提供給大陸，這可以使大陸在發展的過程中，不用重覆台灣曾經犯過的錯誤；也可以使西方世界在前往大陸投資時，可以不受到文化背景的扞格而找不到正確的門徑。這是由於台灣在與西方文化接觸較早，而且保有更完整的中國文化所致。但由於兩代領導人的錯誤，使我們在全球的量表中，被近乎徹底的邊緣化。1996年大陸經濟開始起飛，李登輝卻展開“戒急用忍”政策，迫使產業必須外移生產，台灣經濟開始受到窒息式影響，前總統阿扁執政時的“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更是使得台灣的經濟在全球高速成長時“私人獨憔悴”。最後的結果，就是台灣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逐步消沉，連“號稱亞洲四小龍”的位置都已不保。
社論說，習馬會提供了台灣再出發的機會，這是由於習馬會擴大了兩岸的接觸窗口和機會，使得台灣在文化發展上的優勢，可以與中國崛起共生共榮。由於習馬會，使得台灣在相當程度上重回全球的焦點，而且是正面的焦點；也可以使得西方有機會重新省思，台灣存在所能提供的意義與價值。
所以，西方國家對習馬會應該有正確的認識，即是台灣在大陸與西方的接觸中，可以扮演增加了解、緩和對立的中介角色；這個角色在文化上尤其重要。兩岸不斷擴大的接觸與互信，可以使得若干北京仍持有疑慮的西方價值與文化，得到重新思考與審視的機會。換言之，北京可以台灣為文化尖兵；就西方言，可經由台灣的正確詮釋，而更加了解大陸的真實想法。
以台灣為中西文化再接觸的橋頭堡概念，遠比只想把台灣拉進某一陣營以對抗對方，要更有意義也更深思熟慮得多。而台灣的自我定位，應該是積極參與國際活動，運用自己獨特的價值，扮演崛起中國與世界的溝通與橋梁角色。
社論說，馬習兩位先生今天的若干論述，勢必激起民進黨強烈的反彈，但如果我們願意深思台灣在中國與世界的激盪關係中，所具有的獨特價值，就會有一番新思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