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對兩岸交流合作既理性開放又恐懼焦慮，心態矛盾糾結。
一是認知大陸對台灣的重要性，但對大陸瞭解不足、觀感不佳。2014年6月《兩岸犇報》調查顯示，55.2%的年輕人認為對台灣發展最重要的國家（或地區）是中國大陸，其次是美國22.4%，日本9.0%；當被問及“影響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最關鍵性因素是什麼”，43.1%選擇大陸對台政策、19.6%藍綠大陸政策、19.1%台灣民意走向、9.8%美國因素。(14)但另一方面，民調顯示近七成島內青年從未到過大陸，18-39歲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台灣人民“不友善”比例最高，且大陸是年輕世代最不喜歡的國家或地區。(15)
二是看好大陸發展前景，願到大陸求學就業。大陸快速發展的經濟社會、良好的創業環境、引進人才的優惠待遇等對島內年輕人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台灣1111人力銀行民調顯示，七成年輕人看好大陸發展前景，八成願意到大陸工作發展，四成五的台灣學生願到大陸求學，五成願與大陸民眾交往甚至結婚。(16)
三是既樂見兩岸交流合作，又擔心台灣過度依賴大陸產生政治風險。一方面，多個民調發現，八成年輕人支持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樂見兩岸交流合作。其中台《聯合報》民調顯示，40歲以下青年世代更歡迎陸資入島，60%認為陸資有利於台灣發展，遠高於40歲以上的47%。(17)但有民調顯示，五成民眾擔心兩岸簽署服貿協議會損害台灣“主權”，產生“由經入政、兩岸走向統一”的政治風險，年輕人更是普遍持這種觀點。(18)《今週刊》民調亦顯示，逾六成20-40歲青年反對兩岸簽署服貿協議，在所有年齡段比例最高。(19)
成因分析
島內青年對兩岸關係的看法心態是客觀環境、主觀意識等多種因素長期作用的結果。
一、社會心理根源：“島嶼化”的成長地域、生活經驗及社會記憶與歷史悲情心態交織。
地理上台灣作為海島，與大陸隔台灣海峽相望，作為一個以漢族移民為主體的社會，自明鄭以來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便孕育出一種共同的“島民”意識，即熱愛本島的鄉土意識，但其本身並不牽涉政治層面的國家認同問題。1895年甲午戰敗後，台灣被清政府割讓給日本，特殊的歷史境遇使得台灣民眾逐漸積澱起一種受淩辱、被拋棄的悲情意識，塑造了台灣民眾與眾不同而又極具感染力的“孤島心態”，整個社會也由於受到外力的強烈衝擊而開始逐步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意識”。“這種動力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於對清政府執意割台的怨恨情緒，感覺自己被拋棄，因此對於母體產生了疏離感；一方面是由於對日本殖民統治者的不滿，不甘心做二等公民，而希望自己當家作主”，這兩種情緒促成了台灣社會逐步形成具有主體性的台灣意識。(20)
這種歷史記憶與社會心理在日本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和國民黨統治初期的“二二八事件”過程中，一直經受著殖民傷痕與白色恐怖帶來的心理傷痛的疊加累積，結果是，島內民眾的“本土意識”、悲情意識在潛移默化但卻從未停止地增強，大中國歸屬感日趨淡化。這種悲情意識經歷多種因素的長期持續作用，已被深深烙印為台灣社會的心理根基，並透過文學、藝術、音樂、影視、語言符號等方式不斷彌漫開來，對島內青年產生著潤物無聲的薰陶與感染。這其中，20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青年一代尤其明顯，由於沒有任何大陸記憶與體驗，大陸對他們來說只是一種可望不可及的抽象概念，加上僅以台灣為時空範圍的環境局限，更使得他們在缺乏與大陸血緣、原鄉經驗與社會記憶的聯繫，以及彌漫著悲情意識的大氛圍中成長起來，在情感上於大陸有天然的疏離與陌生感。
二、深層體制原因：國共長期對峙格局與台灣政治社會本土化轉型。
國民黨政權退台後為維護“中華民國政府”代表“中國”地位的正統與合法性，在島內開始實行長期的軍事戒嚴體制，厲行專制統治，令長期被剝奪自主權利、徘徊於政治體制外的本省群體滋長出被外省人欺壓、打壓的憤懣情緒，進而擴展為對外來政權的仇恨和對祖國大陸的敵視。與此同時，國民黨雖始終堅持“一中”原則，反對台獨分裂，但因極端反共，不僅斬斷兩岸一切交流與聯繫，而且極力醜化共產黨、抹黑大陸，以此塑造兩岸的隔閡與對立。在國共政權隔海對峙格局下，台灣民眾的國家認同被操控於國民黨反共、仇共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需求，使島內逐漸滋生出一種封閉的台灣命運共同體意識。換言之，此時台灣民眾的大中國意識，建立在一個被操縱和設計、難以自圓其說虛構的國家認同符號之上，是有先天缺陷的。20世紀70年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政府”在聯合國合法代表席位、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日建交，台灣經歷國際局勢的重大變化，中華民國的“外部合法性”喪失，台灣人作為中國人的身份在國際舞台上“失去認可”，中華民國這一認同符號迅速幻滅，不僅給島內民眾原有“大中國”國家意識帶來了巨大衝擊，還導致國民黨政權內部合法性的衰退。為此，蔣經國大力推行“本土化”政策，但結果是在這一轉型進程中，民主化、本土化與“台灣認同”形成了一種互為強化的伴生結構：民主化進程越推進，“台灣認同”越強化。若林正丈指出：“70年代的外交危機以後，蔣經國之所以推動台灣化及十大建設，並以民間的人脈及經貿力量展開實質外交，基本上都可視為體制本身在靜悄悄地促進台灣圖騰的正統化。”(21)於是，在社會政治轉型的大背景下最終構建起“大中國”國家意識與本土化進程間反向關係邏輯架構。
李登輝上台後更是利用了這一歷史進程機遇，採取改選國民代表大會、推動總統直選、提出“兩國論”等一系列步驟，進一步從體制內消解支撐中華民國認同符號的政治資源。如此，也正是在不斷的背離歷史與民族發展正軌的政治民主化、本土化轉型進程中，島內民眾逐步將虛構的中華民國認同情感下移到對“台灣主體”的認同上，以緩解自己對國家認同的迷茫與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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