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重“分”較晚。80年代香港殖民統治具有文化上的自覺，即是要是建立真正的殖民地。英國人曾在香港系統地推行殖民化政策，由此導致現在主流精英都表現出明顯的在文化上去中國化。但恰恰在這個時代，內地開始回歸中國文化，70年代末開始，我們曾經被破壞的祠堂又重新建立起來，孔夫子又回來了，儒學也規模地回流到內地。相反，香港在儒學研究領域裡已經完全邊緣化。
他說，文化上的相向而行，對內地與香港相互看待政治上的情緒產生決定性的影響。當香港還保存著中國文化時，政治上的先進轉換成政治上的責任感，香港精英認為有責任引領母國恢復其文化、建立比較好的制度。相反到了現在，人們仍然會有政治上的歷史優越感，但這種優越感不會變成責任感，只成為一種道德上的優越感，然後形成了疏離。香港在文化上偏離中國內地，忠於西方文化，政治上的情感很自然地也偏向西方，而放棄引領中國的責任感。這是現在香港問題變成非常難纏問題的重要因素。
姚中秋最後表示，要解決香港的問題，僅從政治、法律角度著手遠遠不夠，因為在這樣的文化情感基礎上，再好的政治或者法律措施都會被人們扭曲地理解。現在需要做的是，從文化上著手，等待時間修復雙方的情感，也許最終能夠找到一個解決的辦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