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香港11月5日電／有一部《別拿自己不當幹部》的電影，馮鞏飾演的紡織廠工段長王喜，官不大，但處處以幹部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時時把“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腐乳”記在心上，受到群眾擁戴。
人民日報報道，現實中卻有一些基層“小官”，用起權來沒忘自己是幹部，貪腐起來卻自恃“法律管不到，不撈白不撈”，向公共資源張開了貪婪大口。
據報道，近年來基層幹部尤其是“村官”漸成腐敗重災區。在湖南吉首，一名村幹部在因貪污公款被查後，竟然理直氣壯地反問：“我當村幹部不就是為了撈兩個嗎，這怎麼還違法了?”說得如此大言不慚，卻道出了村官猖狂腐敗背後的扭曲邏輯，也暴露了基層治理中法治觀念缺失的軟肋。
說來，法律意義上，村幹部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代理者，確實還不屬於國家公職人員，不過，村官們在“撈兩個”時，還真別不把自己當幹部，以為黨紀國法管不著。根據我國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解釋，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在救災搶險、扶貧移民、土地徵用補償等7種情形下利用職務不當牟利，即可構成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賄罪。更何況，國法之外，還有要求更為嚴格的黨規黨紀。
村官是黨和政府在基層不折不扣的形象代言人，他們是否依規依紀依法辦事，關涉百姓的切身利益，也關乎基層的有序運行。現實中，大部分村官都能盡心盡責，構築了良好的執政根基。然而，也有少數村官成了基層治理的“病原體”，甚至成為觸發集體上訪、群體事件的火藥桶。從大吃大喝、奢靡浪費，到蠶食扶貧資金、糧食補貼，再到鯨吞徵地補償款、土地出讓金，群眾身邊有了腐敗蚊蠅嚶嚶嗡嗡，對黨和政府的公信力而言不啻為一次塌方。
今年7月，中央巡視組工作報告曾痛陳，一些地方“鄉村幹部腐敗問題凸顯，‘小官巨腐’問題嚴重”。另有統計顯示，自2013年以來，全國各地公開村官違紀違法案件171起，其中，涉案金額超過千萬的案件有12起，總金額高達22億元。有機構認為，能否清除低級別官員的腐敗才是廉潔政治的真正考驗，反腐的成敗取決於拍“蒼蠅”。這樣的觀點雖可商榷，但也提醒我們，“蒼蠅”雖小危害並不小，必須像打“老虎”一樣毫不留情。加大依法懲腐力度，方能對涉腐村官形成有力震懾。
小村官何以滋生大腐敗?權力失去監督和制衡是根本原因。長期以來，老百姓囿於法律知識的匱乏，對村官腐敗痛在心中而無可奈何。一些基層政府出於發展經濟和維護穩定的考慮，對村幹部貪腐問題往往“民不舉，官不問;民不鬧，官不究”。村官權力並不大，但相較於監督力量的薄弱，其相對權力不可謂不大，甚至達到了“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的地步。在權力不受制約的情況下，村官難免視法律如同兒戲，不拿自己當幹部反拿自己當土皇帝。有人戲稱某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幾乎已經變成了“村官自治”，足以說明此中問題。
就此而言，用法治方式和制度手段管住村官的絕對權力，才是糾治村官違紀違法的治本之策。一方面，已有的村幹部經濟責任審計、村務公開等制度必須激活，另一方面也要推進村級反腐的制度化建設，讓紀檢力量下沉到鄉村。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對增強基層幹部法治觀念、加強基層法治機構建設提出了具體改革要求，為破解村級反腐難題指明了方向。將這些要求落到實處，把村級權力牢牢束縛在制度籠子里，一定可以從根本上扭轉基層幹部的法治觀、權力觀。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工作重點也在基層。農村不應是反腐敗的死角，治理村官腐敗，理應上升到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的高度。早日啃下這個硬骨頭，才能為鄉土中國邁向現代化奠定更堅實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