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有價值的學校董事會（理事會），董事會中來自社會人士的“校董”，應該由社會人士選舉產生，代表社會力量參與學校辦學。校董必須對選舉其的社會力量負責、述職，這不能由捐錢而得來。捐錢買來的校董，從一開始就背離“校董”職責。我國高校近年來腐敗不斷，就因缺乏外部力量參與、監督所致，現在參與監督的外部力量，反而成為腐敗的一部分。“校董”的異化，是教育行政化和功利化的表現之一，簡單地說，這不是按教育規律辦學，而是做教育的生意。本來具有民主管理意味的“校董”就這樣成了“特權”階層。
我國高校在改革中存在很多類似的異化，比如招生委員會，國外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是獨立運行，不受行政制約的，而我國大學的招生委員會，則由校長牽頭，這意味著賦予校長直接干預招生結果的權力，包括南科大成立的理事會，最後也是由地方政府委派理事，官員理事占了半數，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改革就由行政部門主導，行政力量為維護自己的權力和利益，就對改革進行“自定義”，結果是，在國外學校辦學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治理機制，被“引進”之後全部只有概念、形式，有的甚至成為貪腐的幫凶，利益輸送的管道。
要避免教育改革異化，必須重建改革機制。改革的方案，應該由全體教師、學生參與討論、制定，而不只是由行政拍板，像成立校董會這麼重大的事件，絕不能由行政主導，要避免行政官員與校董結成利益同盟，如此，校董會才能為學校辦學注入正能量，而不是變成敗壞學校風氣的利益場。
（作者：新京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