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聲喧嘩中，女性寫作還有無限可能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黃昱寧也對“女性寫作”這個概念充滿矛盾。“因為它聽起來總是讓人有一種局限感，似乎這樣的寫作只能關注女性問題，只能用一種細膩的、‘人畜無害’的筆觸來描寫這個世界。”
但後來，當她把阿特伍德的作品按照時間順序一本一本地讀下來，她發現阿特伍德從創作中期開始就已經超越了狹義的“女性寫作”範疇，但其筆觸與目光又從未離開過女性最關心的問題。
“她的小說常常在技術上窮盡手段，在視角上反覆變換，通過這些方式來告訴我們，女性如何在一個並非為女性設計的世界裡，更勇敢更聰明地活下去。進而，這裡的‘女性’也完全可以代換成所有被遮蔽、被壓制、被扭曲的人物和事件——於是，女性寫作的題材、視野都能被無限擴大。甚至可以說，阿特伍德告訴我們，在一定的條件下，女性寫作也完全能取得某種技術上的優勢。”黃昱寧說，在阿特伍德的啟迪下，她相信這個變化中的時代正在給女性的寫作帶來更多的機遇、挑戰和可能。
“阿特伍德是非常優秀的女作家，《使女的故事》是女性寫作，但同時也是世界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作品。這是我心目中的真正的女性寫作。”張莉認為，近20年來，中國文學圈對女性文學的立場還沒有發自內心的真正意義上的新理解。
“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是非常分裂的時代，一方面我們知道有殺妻案，另一方面在疫情期間，因為有女性發出了她的聲音，人們才知道安全褲和衛生用品的重要性。最近綜藝《乘風破浪的姐姐》很火，仿佛我們女性已經引領了全世界。但殺妻案讓我們意識到，每天有那麼多失蹤的女性、失語的女性和失聲的女性。這個分裂的時代，決定了對女性身份、女性地位不同的認知和理解的入口。我們需要更多的與時代有切膚感的作品，而今天，這種與我們所在的生存形成重要互動的作品還沒有出現，所以我對此保有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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