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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閩南文化”立縣的兩岸融合功能分析
http://www.CRNTT.tw   2024-08-30 14:21:37
 
  (三)金門“閩南文化”表述的特點

  縱觀20年來金門縣政府主推下,為金門發展提供學術支持的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對“閩南文化”作出的界定闡釋有如下幾方面的內容:一是閩南文化的構成元素;二是金門是中國傳統閩南文化的代表,是活著的閩南文化;三是閩南文化不衹是福建南部泉州、漳州、廈門的地域文化,更是自閩南移動傳播到台灣至東南亞的文化,是超越原鄉地域的“閩南文化圈”。

  總體說來,金門對於閩南文化的組成要素、移動傳播的認識,與大陸地區學者基本一致。正如著名楚辭研究專家、閩南師範大學湯漳平教授所言:“千百年來,閩南人從中原走來,披荊斬棘,將中原文化在閩南弘揚、發展,形成兼具農耕文化與海洋文明的閩南文化。其後又由此出發,東渡台灣,南下南洋,形成上接中原、吳楚,下續台灣、海外的具有世界意義的閩南文化。”⑫金門方面十分注意突出自身在閩南文化圈中的特殊地位,標舉在閩南文化研究上的獨特優勢:地處大陸和台灣本島之間,擁有大陸閩南原鄉所沒有的完整性,具有台灣閩南文化所欠缺的活泛性,能够做到連結了台灣的閩南文化、大陸原鄉的閩南文化以及東南亞的世界閩南文化。總之,金門關於“閩南文化”的闡釋建構完全符合對其自身地理自然條件、歷史底蘊的把握,是十分正確的文化策略。

  四、文化功能理論框架下的金門閩南文化分析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堅持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從物質生產的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認為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⑬。這是為我們分析金門閩南文化立縣的思想提供了根本的指導。

  著名的文化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的文化功能理論為分析“文化”提供了更為具體的理論框架。馬林諾夫斯基在其遺著《文化的科學理論及其它》一書中系統建構了以人類文化為研究對象,以功能主義為研究方法的應用人類學,受到了廣泛的認可。馬林諾夫斯基認為“文化”是人類為滿足基本需求、衍生需求而創設物質器物和符號體系,是一個巨大的工具裝置。這一由物質的、人類思想、信仰習俗等構成的龐大工具,使人類能够更好地應對他在適應環境、滿足需求的過程中面臨的具體問題。因此“科學的文化分析就是確定文化表現與人的基本的或衍生需求之間存在的功能關係”。功能理論將需求分為基本需求(basic need)、衍生需求(derived need),基本需求或稱為生理需求是最基礎的需求,馬氏將其細分為溫飽需求、繁衍需求、安居需求、安全需求、運動需求、成長需求和健康需求。他認為“文化理論首先必須立足於生物學事實”“滿足個體和種族的基本需求是強加給每種文化的最低限度的一組條件”⑭。為滿足“基本需求”人類又衍生出經濟的、政治的、教育的、社會控制的需求,這些衍生需求保障了基本需求的實現,兩者都是維持人類社會運行的不可或缺的條件。

  (一)連結金門-大陸的閩南文化滿足了安全的需求

  金門建構的“閩南文化”立縣的主張有效滿足了金門在適應環境和滿足需求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成為了有效的施政策略。

  正如《金門縣志》所云:“對於戰爭殘酷,於今世上,無如金門人最能感受深刻,因此在兩岸互動策略上,身為金門人,心情是既期待又怕受傷,期待的是全球化所帶來兩岸交流商機,害怕的是兩岸任何形式衝突,所衍生之‘戰爭恐懼症’。”⑮可以說保障安全、發展經濟是金門人民最在意的需求。

  金門視域下的“閩南文化”如其所述,是起源於中原、生長於福建、延伸至台灣、傳播到東南亞的,融合了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的,以金門為最佳代表,在發展中不斷超越原鄉地域但又連結起大陸、台灣、東南亞的獨具特色的文化。金門通過強調自身是閩南文化的基因庫,擁有完整、鮮活的閩南文化,具有“比大陸更瞭解台灣,比台灣更瞭解大陸”優勢,藉以發揮金門在連結大陸、台灣的作用。金門這種文化表達,既滿足了大陸方面希望通過兩岸交往、增進情感的目的,又滿足了台灣當局以金門為試點把握兩岸關係的意圖,為金門獲得雙方的支持諒解,有效拓展了空間。1999年李登輝拋出“兩國論”,爆發台海導彈危機,隨後金門縣長陳水在在接受日本《讀賣新聞》專訪時表示,“金門人希望兩岸不要再有戰爭,金門願意作為兩岸和平交流、交往、談判的試驗地”⑯。在閩南文化的連結下,2006年11月6日,李炷烽在金門縣議會第四屆第二次定期大會上,以“二十一世紀新台灣的出路——金門作為‘一國兩制試驗區’之芻議”為題做專題報告,主張金門可以試驗“一國兩制”,探索新台灣的出路,這體現了金門對兩岸未來發展的深沉思索。

  (二)連結金門-大陸的閩南文化滿足了經濟發展的需求

  金門作為比鄰大陸的蕞爾小島,其自然地理條件決定了它必須與外部世界暢通,尤其是加強與大陸的連結,方能更好地生存發展。因而金門提出過諸如兩岸客運中轉樞紐(金門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第一期)、兩岸商貿門戶(金門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第四期)、兩岸和平特區(金門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第五期)、兩岸串聯關鍵點(金門縣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第六期)的發展定位。

  進入後工業化時代,基於金門自然條件,發展觀光服務產業成為了最適切金門自然、歷史、經濟條件的最優選擇。歷任縣長施政主張和綜合建設方案均主張要大力發展觀光產業,第二、三、四期離島綜合建設實施方案更是把金門縣的發展目標確定為“觀光島嶼”。第一、二期金門地區綜合建設方案著重於奠基金門觀光業發展的基礎設施,而觀光客的來源才是該產業發展的活水源頭。因而推動、擴大、保障“小三通”這一連接大陸的關鍵制度的運轉成為了金門歷任縣長最核心的事務之一。

  面對1949年以前廈金同治的歷史和1949年兩岸分隔及金門炮戰的現實,金門提出了建立廈金共同生活圈的大膽設想。陳孔立先生在《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一書中曾提及1994年作為第一批大陸學者訪問金門的經歷,時任金門縣議會的“議長”王水彰對他說,希望能“不小心”把船開到廈門,在兩門對開上來個突破;時任“國代”楊肅元對他說,大陸應當支持兩門對開,使廈門和金門成為兩岸交流的實驗區。還有年輕的議員提出要大陸“拿一筆錢”來建造金廈跨海大橋。陳孔立先生寫到,“在金門的日子裡,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金門同胞要求金廈共同開發的迫切心情”⑰。2018年大陸晉江水成功通往金門,有效緩解了金門長期缺水、台灣水鞭長莫及的問題,金門縣政府為表達對兩岸實現通水的由衷喜悅,決定舉辦通水慶典,并邀請台灣大陸委員會的人士出席。陸委會強烈建議金門縣政府不要舉行慶典,并明確拒絕參會,緣由是答謝大陸的慶典,有失台灣方面的尊嚴,違背雙方對等的原則。金門縣政府并未采納陸委會的意見,依舊如期舉辦了通水慶典,以此表達“兩岸一家親,同飲一江水”的深情。

  五、金門閩南文化實踐對兩岸融合發展的積極意義

  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一文中深刻地指出,意識的一切形式和產物不是可以通過精神的批判來消滅的,……而衹有通過實際地推翻這一切唯心主義謬論所產生的現實的社會關係,才能把它們消滅;歷史的動力以及宗教、哲學和任何其他理論的動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⑱。

  (一)夯實兩岸現實社會關係的基礎

  金門提出并實踐“閩南文化”立縣的方略源自於現實的社會關係:金門在從事現實的物質生產過程中深刻地認識到在後工業化時代金門必須通過連結大陸才能獲得更大的生存發展空間。金門在推動小三通、加強觀光產業鏈建設過程中,與大陸建立了實質性的融合,獲取了大陸方面政策上的支持,在基礎設施的建設中通過大陸引水工程,從根本上解決了用水問題,奠定了發展觀光業的必要條件。因此在現實社會關係的互動下,金門強烈地希望鞏固深化兩岸往來,通過“再中國化”的 “閩南文化”表述將兩岸連結起來,并轉化為立縣主張加以完善落實。

  反觀台灣本島,李登輝執政後顛覆了兩蔣時代“一個中國”的政策,大力推行“去中國化”政策,提出“兩國論”;阿扁執政期間,提出“一邊一國”的台獨主張;馬英九雖承認“九二共識”,但衹在“不統、不獨、不武”的前提下,開展兩岸經濟往來;蔡英文總統執政後,出台了管控兩岸交往的《反滲透法》,實行新南向政策,積極充當美國遏制中國大陸的印太戰略的工具;2024年1月自稱“務實台獨工作者”的賴清德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可見否定兩岸連結的“去中國化”主張不斷在島內獲得空間,已經成為了阻礙兩岸關係發展的有害因素。

  “去中國化”能够獲得伸展的空間,其現實社會關係根源,在於兩岸經濟體走在各自的發展道路上,而遠未達成實質性的連結。馬英九執政期間,兩岸經貿往來如火如荼,簽訂了包含《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在內的23項協議,台商大陸投資占台灣對外投資的比重以及兩岸貿易額占兩岸各自外貿總額的比重都得到了空前發展時,兩岸經濟體的交往仍流於大陸讓利下的表面繁榮中。台企在大陸的運營模式仍為台商接單—大陸生產—銷售歐美的出口代工的模式,大陸地區對於台企而言發揮的主要還是“世界工廠”的功能。在供應鏈上,大陸台企主要依賴在台母公司提供設備、原材料、技術,形成與台企集群合作的供應鏈條,較少與大陸企業發生供應鏈上往來,而衹是充分利用了大陸的土地、資源、勞動力等經濟要素及其各項讓利巨大的惠台政策,實現了成本控制,為產品銷售歐美提供了價格優勢。可以說大陸台企這種“兩頭在外”的模式使其對大陸的在地根植程度和市場依賴程度都十分有限,陸資企業與台資企業在技術合作和股權合作上更是稀少⑲。2016年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實行“新南向政策”, 推動高端製造業台資返台的同時,引導外向型台資向出口便利的東南亞地區發展,并采取嚴厲的管控措施控制台資赴陸,進一步製造兩岸經濟體融合的障礙。2018年以來美國為遏制中國的崛起,在高新技術、經貿、政治、外交等領域,啓動了對華的全面打壓的政策,更是加劇了高端製造業的大陸台資的撤離,加速了兩岸經濟體的分離。

  大陸方面為增進兩岸經濟合作,在簽訂《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後,又制定了諸如31條、26條等惠台政策,在釋放大陸善意、加持台灣經濟、希望增進台灣民衆對大陸的好感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長期來看,兩岸經濟運行應回歸市場主導,按照市場經濟規律辦事,建構起真正關聯的產業鏈、供應鏈,使經濟合作結果不偏離兩岸統一的長遠目標,否則大陸方面單向的優惠,衹能落入台灣方面所謂的有所求的“統戰”目的論中,造成情、義、理、利盡失的局面。

  (二)金門文化立縣的“再中國化”是對離心離德的“去中國化”的糾正

  陳孔立先生總結了台灣“去中國化”的“理論”的幾個要點:⑴主張台灣文化是多元的,中國文化衹是台灣文化的一部分;⑵主張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不同,台灣是海洋文化,中國是大陸文化;⑶認為中國文化是落後的,必須加以“淘汰”或“徹底拋棄”;⑷主張不認同中國文化,而極力鼓吹認同台灣文化⑳。概括而言,就是否認中國文化在台灣文化中的主體地位、全盤否定中國傳統文化,誇大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和優越性,以此來疏離台灣民衆對大陸的認同。 

  反觀金門推崇的閩南文化,則是一種“再中國化”策略,是對“去中國化”的否定。金門視域下的“閩南文化”是起源於中原、成長在福建、延伸至台灣、傳播到東南亞、融合了農耕文明和海洋文明的、獨具中國特色的文化分支,台灣、福建南部、東南亞都在閩南文化圈中,金門是當代閩南文化的代表,承擔著復興閩南文化的使命。可見金門高度認可中國文化是占據台灣主體地位的文化,在福建泉州、漳州、廈門的閩南文化原鄉產生并拓展到台灣及東南亞的海洋文明是客觀存在的、毋庸置疑的。金門看待中國文化更多地是從關聯的、本質的,而非對立的、臆想的視角出發,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和局限方面能更理性地加以評價,得出了與“去中國化”的“理論”截然不同的結論。可以說“去中國化”的“理論”,出於台獨的政治立場,刻意扭曲了台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辯證統一關係,強調對立性,否認統一性,因此出現了用多元文化否認主體文化,用特殊性否定普遍性的有意失誤,對兩岸同胞均構成了極大的傷害。而金門同胞用閩南文化連結兩岸,倡導共同弘揚開拓進取的海洋文化,吸取社會主義文化和資本主義文化上的經驗教訓,共同創造既有中華民族特色又有現代精神的新的中國文化,在探索兩岸融合發展的新路上是具有建設性和開創性的。

  註釋:

  ①閆安,台商投資大陸經濟政治研究——兼及台灣同胞與祖國大陸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三十年[J],中共黨史研究,2011,1:57.

  ②陳炳容,金門風獅爺[M],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1997:序Ⅵ.

  ③陳水在,金門解嚴前後[M],台北:稻田出版有限公司,2001:107.

  ④李增汪,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明起盛大登場[N],金門日報,2003-12-05(1).

  ⑤楊加順,2007年閩南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07:序Ⅰ.

  ⑥許加泰,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金門場昨開幕[N],金門日報,2009-10-27(2).

  ⑦陳益源,200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台南,金門: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金門縣文化局,2009:序Ⅰ.

  ⑧江柏煒,2011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金門:金門縣文化局,2011:序Ⅰ.

  ⑨許加泰,閩南文化研討會海內外學者齊聚金門[N],金門日報,2017-09-23(1).

  ⑩陳益源,2019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金門: 金門縣文化局,成功大學中文系,2020:序Ⅴ.

  ⑪江柏煒,2021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M],金門:金門縣文化局,桃園市政府文化局,2022:序Ⅰ.

  ⑫湯漳平,河洛文化與閩南文化綜論[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4:前言5.

  ⑬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

  ⑭Malinowski B. A scientific theory of culture and other essa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28.

  ⑮李仕德,金門縣志第四册[M],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354.

  ⑯李仕德,金門縣志第一册[M],金門:金門縣政府,2009:168.

  ⑰陳孔立,台灣歷史與兩岸關係[M],北京:台海出版社,1999:289.

  ⑱馬克思,恩格斯.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172.

  ⑲王華、林子榮,“脫鈎”還是融合?兩岸經濟關係發展的基本邏輯與演進趨向[J],台灣研究集刊,2022,4:56-58.

  ⑳陳孔立,台灣“去中國化”的文化動向[J],台灣研究集刊,2001,03:2-4.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4年6月號,總第318期,P109-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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