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表1：台灣地區歷次選舉類型與結果 |
中評社╱題：從2024選舉看台灣世代交替與政治變遷 作者：王曉笛（上海），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講師、東北亞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2024年的台灣選舉反映了民意基礎的世代交替、兩大黨的選舉優勢分層固化以及票倉空間移動三個政治變遷現象。具體而言，世代交替將民主世代推向政治前台，而這將推動台灣政治文化轉變以及政黨體系的局部變化。選舉優勢分層固化促使民進黨“中央化”和國民黨“地方化”，進而導致科層體系内部的縱向對立。票倉空間移動意味着兩大黨的票倉地理分佈，由傳統的“南北”劃分轉變爲“東西”布局。三種政治變遷不僅深刻影響島内政治生態，還會增加未來兩岸關係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爲應對上述變化，大陸應該持續深化兩岸融合發展，深化台青工作，創新政黨交流機制以及加强兩岸基層交流。
一、引言
台灣2024年選舉結果已經出爐，民進黨候選人賴清德以40%的得票率當選，與2000年阿扁靠少數派支持當選的情形相似。國民黨候選人侯友宜和民衆黨候選人柯文哲分别以33%、26%的得票率落敗。在立法院席次中，國民黨獲得52席，民進黨獲得51席，民衆黨獲得8席，另有2席親藍無黨籍。這意味着國民黨、民進黨的議席均不過半，民衆黨在台灣立法院藍緑相争的政治格局下成爲關鍵少數，堪稱本次選舉中的最大贏家。賴清德的獲勝打破了台灣1996年直選以來單一政黨最多執政8年的慣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台灣社會整體政治氛圍的變化。賴清德的40%得票率主要來自民進黨基本盤選民，不過其得票率明顯低於2020年蔡英文總統的得票率。這説明多數台灣選民對民進黨在蔡英文總統任内的施政並不滿意，這也是台灣過半選民希望政黨輪替的原因。然而在“藍白合”破局的情况下，“六成下架民進黨”的民意並没有被有效整合，成爲政黨未能輪替的直接原因。
本文旨在簡論2024年台灣選舉内嵌的三個主要政治變遷：民意基礎的世代交替、兩大政黨選舉優勢的分層固化以及票倉空間的移動。通過對這些變遷的概述性分析，本文旨在揭示它們對台灣政治格局、黨派競争動態以及兩岸關係未來發展的潜在影響。此外，本文試圖評估這些政治變遷如何反映台灣社會變化的更廣泛趨勢，以及它們對台灣政治發展和兩岸穩定性的長期意涵。通過綜合考察這些趨勢，本文希望能够爲理解當前及未來台灣政治提供新的視角與見解，爲未來更深入的學理研究奠定基礎。
二、選舉内嵌的三個政治變遷
（一）民意基礎的世代交替
這次選舉相對充分地釋放了當前台灣民意，不僅反映了傳統的“藍緑二元性”，更反映了愈發明顯的世代交替趨勢，而這也意味着“民主世代”會在未來深刻影響台灣政治走向以及兩岸關係形勢。本文所謂的民主世代是指年齡在20-40歲之間且能够參與投票的社會群體。根據台灣當局2022年的人口統計，民主世代人口數大約有620萬。①如果按照60%的投票率進行保守性計算，就是大約372萬的超大票倉。②隨着台灣老齡化以及少子化趨勢的加劇，一方面傳統的藍緑基本盤會持續性萎縮，另一方面新生選民的數量也在逐漸减少，這使得處於中間位置的民主世代在人口結構層面佔據優勢，意味着這個群體在未來20年會成爲台灣民選政治的核心主體。
不同世代的人面對的社會變遷情况不同，共享的集體記憶也不同，進而會導致産生獨特的思維方式與行動邏輯。民主世代的成長軌迹基本伴隨冷戰後台灣最大的社會變遷——民主化，一方面他們將民選政治程式以及所内嵌的價值與理念視爲基本的生活規範，另一方面由民主化所誘發的本土化，又使他們具有較爲明顯的本土意識。此外，由於信息技術的普及化以及阿扁所推動的教育普惠化，使他們的政治意見相對獨立，也没有特定的政治陣營歸屬，就選舉而言具有較强的流動性和自主性。
民主世代第一次顯示政治能量是在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然而彼時民主世代在人口結構中的比重並不佔據優勢，政治參與方式也不成熟，因此很難説出現了“世代交替”趨勢，至多是出現了某種苗頭。柯文哲的崛起雖然也得益於這次學運，但這一波世代交替的政治紅利的大頭被民進黨所攫取，“太陽花學運”主要政治領袖也紛紛加入民進黨。例如，在“太陽花學運”中崛起的政治明星林飛帆在2019年擔任民進黨第22届副秘書長。隨着民進黨的政治形象達到邊際，民主世代的政治代表出現真空，柯文哲也適時組成了民衆黨。從2024年的台灣選舉情况來看，台灣政治已確定進入世代交替階段。在2024年的選舉中，柯吴配共計斬獲369萬張選票，得票率爲26.46%，而民衆黨政黨得票率爲22.1%。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在選後的民調，40歲以下的選民超過一半票投給了柯吴配，③即大約310萬，幾乎是上文保守票倉規模的八成。
（二）選舉優勢分層固化
選舉優勢分層固化現象主要是指兩大黨無法在一個選舉週期内同時贏下“二合一”選舉與“九合一”選舉的情况。具體而言，從2016年以降，國民黨雖然能够贏下“九合一”選舉，但無法贏下接下來的“二合一”選舉。與之相對的，民進黨雖然能够贏下“二合一”選舉，但無法贏下接下來的“九合一”選舉。歷次選舉類型與結果如表1所示。
［表1：台灣地區歷次選舉類型與結果］
選舉優勢分層固化現象的原因主要在於政黨與候選人在兩類選舉中的共變性不同。“九合一”通常是“選人不選黨”，候選人對政黨的依附性較弱。具體而言：其一，選民更聚焦於地方事務，更多考慮候選人是否與自己有親緣關係，或者其當選是否能够給自己帶來實際的收益，對兩岸關係這類高政治議題的關注度較低；其二，由於票倉分散，各政黨和候選人主要面對的是屬地選民，選舉動員作業不僅分散，不同縣市的選舉態勢也較少相互干擾；其三，各縣市的候選人往往深耕地方，有很大的在地影響力，政黨標籤的重要性相對較低。在這種情况下，國民黨在“九合一”選舉中的表現一般要好於民進黨，因爲威權時代國民黨與地方勢力的“侍從關係”慣性延續，在基層呼風唤雨的地方派系多數有較深的國民黨背景，而選民也往往會慣性投給這些地方豪强。
在“二合一”選舉中，候選人不僅對政黨的依附程度提高，與政黨的民意共變程度也變高。首先，隨着選舉議題向高政治層面移動以及候選人數量的减少，選民的注意力得以聚焦，政治認同也更容易被整合與凝聚。其次，由於選舉規模變大，票源寬度變大，候選人需要政黨在組織戰方面的支持。最後，由於台灣地區纍積性社會分歧，使得兩大黨的民意基本盤相對穩定，基本盤民衆一般會慣性投票給所屬的政治陣營，候選人的政黨標籤也自然會影響選舉結果。在這種情况下，候選人與政黨深度綁定。相較國民黨對地方勢力的依賴，民進黨更爲倚重公民團體、政治受難者團體以及宗教團體等社會性力量，而這些社會性力量在全台串聯方面較具有優勢，更有利於“二合一”層次的選情。此外，這些社會力量自我維繫的價值基礎在於國民黨的原罪，意味着相對於國民黨，民進黨的基本盤的忠誠度更高，動員性更强。
（三）票倉空間移動
所謂票倉空間移動，在“二合一”層次的選舉中體現爲兩大黨的票倉地理分佈，由傳統的“南北”劃分轉變爲“東西”布局。既往觀點認爲國民黨的票倉集中在濁水溪以北地區，而民進黨的票倉則位於濁水溪以南，進而導致了一種固化的認識——國民黨主宰北部，民進黨掌控南部。然而這一傳統觀念逐漸變得不合時宜。2024年選舉在縣市級的得票率分佈揭示了一個不同的現實（分佈圖如圖1所示）：國民黨的高票區主要分佈在東部與中部地區（也包括連江與金門），而民進黨的高票區則主要位於西部地區（東部亦有部分高支持率區域）。這種分布總體上呈現出東西向的格局，但局部地區仍然表現出交錯現象——如苗栗地區、新竹地區傾向支持國民黨以及宜蘭地區傾向支持民進黨。而票倉空間轉移的趨勢同樣在2016年和2020年的選舉中也得到了體現。
票倉空間移動反映了台灣經濟重心的演變及其引發的人口流動。在過去，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台灣北部——尤其是“北北基”地區，這裏不僅是政治與文化的中心，也是經濟與貿易的樞紐。隨着時間推進，台灣當局致力於推動産業昇級與區域發展的多樣化，旨在縮小地區間的發展差异，包括推動中南部地區的科技園區發展、旅遊業的推廣以及基礎設施的加强建設，以吸引投資和創造就業機會。例如，台中市已經成長爲“六都”中的人口第二大城市。經濟重心的轉移勢必引發顯著的人口流動，越來越多的人口遷移到新的經濟中心尋求更好的就業和生活條件，而這種人口遷移不僅改變了人口分佈，也逐步改變了地方政治生態與格局，爲各地區帶來了不同的政治傾向和投票行爲，進而重塑了政治版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