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社╱題：“日韓戰略性接近：動因、態勢及其限度” 作者：孫家珅（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勇（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員
【摘要】美國為在東亞謀求戰略優勢，調動盟友力量在多條戰綫綜合開展對華制衡。在美日韓戰略需求的推動下，日韓首腦互訪重啓“穿梭外交”，三邊首腦多次會晤，開啓了兩國戰略性接近的新局面。日韓戰略性接近與美遏華戰略形成共振，對華政策消極性增加。長期來看，日韓關係前景仍面臨歷史和解、戰略需求和實力對比等挑戰。本輪日韓關係改善動力主要源於戰略需求層面，戰略性接近并非意味著兩國關係的深度和解，日韓雙邊關係內生的局限性無法破解，“積極合作”難以通往“深度結盟”。美日韓三邊關係在持續影響東亞安全環境及國際格局演變同時也面臨著包括牽連風險、承諾難題以及利益分歧的發展困境。
自1951年《舊金山和約》簽訂後，作為美國重構二戰後國際秩序的一環，日韓關係在美國的斡旋下得以修復。日本從1951年起與韓國開始了旨在建立正常邦交關係的日韓會談，但李承晚政權時期對日本采取強硬政策，致使日韓關係難以修復。1961年朴正熙上台，在外交層面積極向日本釋放善意。1965年日韓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日韓兩國開啓關係正常化時代。日韓邦交正常化後兩國關係雖有一定的緩和與改善跡象，但仍存在結構性矛盾。圍繞歷史問題、經貿摩擦、領土爭端等矛盾未能有效解決，兩國關係波蕩起伏、陷入相互對立的惡性循環。無論是1998年金大中和小淵惠三面向21世紀的共同宣言，亦或是2015年朴槿惠和安倍晉三圍繞慰安婦問題的協議，上一階段的關係緩和無法為下一階段的徹底和解提供基礎。特別是文在寅執政5年期間，日韓兩國關係逐漸走低。
在日韓關係的低谷期，美國也面臨著同盟管理的兩難困境。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是美國亞太安全體系布局中的兩個重要支柱，美國在美日韓三邊關係中處於絕對的領導地位。美國致力於實現美日韓三邊同盟關係，美日同盟與美韓同盟是穩定持續的，但與之相比日韓關係波折起伏，嚴重影響了其在亞太的戰略安排。因此，對於美國而言，本次日韓戰略性接近具有重大的戰略意義。
當前在美國加強遏華背景下，為尋求在國際秩序變革中占據有利位置，日韓關係在美國的推動下得以修復。與日本接近成為韓國謀求影響國際秩序重塑的重要一環，這也得到了日本的積極回應，兩國加快關係調整步伐，雙方戰略性接近態勢愈發明顯。除美國因素外，在日韓自身戰略需求的推動下，兩國關係迎來較大改善。就日韓關係改善的歷史而言，總體存在二戰後的“恢復和平”、面向21世紀的“積極合作”以及未來潛在的“深度和解”三種態勢，但日韓關係本輪改善仍停留在“積極合作”階段，其突出特點就是“戰略性”，是兩國基於外部因素和自身戰略需求的戰略層面接近，這種“戰略性”接近并非兩國“實質性”的深度和解或結盟，是基於外部環境和內部因素下的妥協。
一、戰略性接近的內外動因
本輪日韓關係改善，既有內部因素又有外部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在中美博弈和俄烏衝突叠加影響不斷深化的背景下，日韓不斷調整雙邊關係，追隨美國對華戰略制衡。就內部因素而言，源於日韓為發展軍備增強國家實力自身戰略轉型需求下的驅動，但日韓追求增強國家實力呈常態化態勢，是長期且持續的。因而，本輪日韓接近的外部因素大於內部因素，導致兩國關係改善停留在戰略性接近層面。
（一）俄烏衝突：助推日韓戰略轉型
自2022年2月24日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中美戰略博弈不斷升級并進入戰略僵持期，俄烏衝突所帶來的影響不僅局限於歐洲，對東亞安全格局也產生重要影響。美國藉勢俄烏衝突更加積極推行針對中國的“印太戰略”，謀求對華制衡并遏制中國崛起；日本把衝突視為國際戰略博弈的重要契機，力圖加速戰略轉型，撬動戰後國際秩序。俄烏衝突不久後岸田文雄於2022年5月訪問英國時聲稱“今天烏克蘭就是明日的東亞”①。日本調整了以往的對俄政策，追隨歐美國家加入對俄制裁行列，中美戰略競爭與俄烏衝突一道促使美日韓進一步強化安全合作，三國多次在韓國東部海域舉行聯合軍事演習。
隨著俄烏衝突朝著長期化方向發展，亞太集團對抗的傾向增強。日韓兩國“戰略性借用”俄烏衝突實現自身戰略轉型：一是強化自身安全軍事實力與國際戰略行為能力；二是強化美日、美韓同盟框架下的軍事合作與戰略協同；三是強化所謂民主國家志同道合者聯盟，構建廣域盟伴網絡，日韓聯手美國在亞太打造所謂的“美日韓”和“中朝俄”的陣營對立態勢。2023年3月，岸田文雄突訪烏克蘭，成為日本二戰後首位出訪在戰事與衝突中國家的首相。2023年5月七國集團廣島峰會期間，尹錫悅同澤連斯基舉行雙邊會談，承諾迅速援助烏克蘭必需的掃雷裝備、救護車等物資，日韓對烏克蘭示好姿態明顯。
（二）美國因素：利用日韓介入亞太事務
二戰後美國始終試圖主導亞太安全秩序，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都是在1950年代冷戰開始之際建立，1951年的美日安保條約和1953年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都是美國構建地區秩序的重要一環。作為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第三方，美國為日韓戰略性接近創造了外部條件。2021年拜登上台後，對特朗普的政策做出了某些調整，強化對盟友的拉攏力度，在軍事安全領域組建美英澳（AUKUS）三邊夥伴關係，在情報領域完善“五眼聯盟”，升級四邊機制（QUAD），依靠建立小多邊體系加大遏華力度。
在俄烏衝突爆發後，美國為保持對亞太盟友的領導力和戰略信譽，將中國視為主要戰略競爭對手。美國決心把亞太作為制衡中國的主戰場，對華進行政治、經濟、軍事、意識形態等領域的戰略競爭。日韓在地區安全和戰略博弈中得到了美國更多的鼓勵和授權，三邊安全關係呈升溫趨勢。2023年美日韓在距離獨島（日本稱“竹島”）150公里以外的海域共同開展了針對朝鮮的反潛聯演，這也是三國時隔5年再次舉行以反潛為主題的聯合軍事演習。②在意識形態領域，2023年3月，所謂第三屆“民主峰會”在韓國首爾舉行。美國之所以選擇韓國作為第三屆峰會主辦國意圖明顯，當前國際局勢不僅促進了日韓合作，還促使美國通過加強雙邊、三邊安全合作來介入東亞事務。
（三）朝核因素：日韓對彼此戰略需求提升
朝核問題始終是影響日韓關係的關鍵因素，1998年8月朝鮮試射大浦洞1號導彈，飛越日本領空，使日本深感威脅。該事件成為日韓關係第一輪改善的重要契機，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邀請韓國總統金大中訪日，兩國關係開啓了新局面。當前半島安全局勢向複雜化發展，日韓對彼此的戰略需求因此而提升。在美朝核談、朝韓對話中斷和朝鮮被日益孤立的三重困境之下，朝鮮半島的安全戰略形勢、和平進程變數增加。日韓國內普遍認為，朝鮮核試驗具有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美韓發布《華盛頓宣言》緩解韓國內不安情緒，由此創設全新的協商機制“核咨商小組”（NCG），在韓國持續承諾不自主研發核武器的條件下，美國加強對其提供延伸威懾的力度。③
尹錫悅上台後改變了文在寅政府追求構築繁榮統一的朝鮮半島政策，岸田政府則延續安倍路綫，將朝鮮塑造成為加強軍備以應對“外部威脅”的工具。所謂“朝鮮威脅”成為美國在亞太制衡中俄的藉口，為日韓在美國協助下構建本國的導彈防禦體系提供了機會。美日韓就應對朝鮮形成統一步調，於2022年5月發布三國外長聲明，強調安全合作及對朝威懾、持續推動朝鮮問題國際化。④朝鮮受到來自美日韓的軍事壓力越大，就越難以棄核，朝核局勢對美日韓安全合作的助推作用明顯。
（四）日本因素：配合美國遏華戰略
冷戰後，日美同盟不斷擴大適用範圍，日美同盟從最初的專守防衛擴大到“周邊事態”，再到“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中國始終是日美同盟調整中的重要因素。近年來日本“綜合戰略活躍度”空前提升，岸田內閣上台後，日本強化日美同盟，積極支持拜登政府強化“印太”戰略存在及對華競爭態勢。日本不斷將“美日+”合作模式從東北亞擴展至其他地區。日本於2022年底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防衛力量整頓計畫》新安保三文件，將中國定義為“迄今為止最大戰略挑戰”。2023年6月，日美舉行防務磋商，宣稱將與美韓等國進一步加強合作，以應對中國和俄羅斯所謂“單方面改變現狀”。⑤岸田內閣為鞏固與美同盟、爭取美方支持，將自身納入美國制華戰略軌道的同時向韓國釋放積極信號。
日本積極參與中美圍繞外交和安全、經濟和技術、價值和規範的競爭，并強調通過美國主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加強同韓國合作改變這一局面。日本與北約積極強化防務合作，擴大與其在情報共享、聯合演訓、裝備聯合研發等領域的實質性合作，日本與北約將在網絡防禦等領域深化合作關係，并計畫在東京開設聯絡處。⑥支持北約的亞太化，與其攜手干預地區安全事務。
（五）尹錫悅執政：戰略平衡轉向親美保守
日韓最高決策者在推動兩國政府層面的戰略性接近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二十世紀以來，韓國力圖在中美之間尋求戰略平衡，外交政策長期保持“戰略模糊”態勢，雖然奉行親美的外交政策符合保守派的政治訴求，但尹錫悅政權卻帶有更加濃厚的親美色彩。2022年5月10日，尹錫悅以微弱優勢在第20屆韓國總統競選中當選。早在選舉期間，尹錫悅外交團隊便提出美日韓三邊合作格局不能因歷史等問題受阻。尹錫悅表示會走“親美”路綫，包括在軍事安全方面繼續與美國緊密合作。尹錫悅曾表示，不需要被不在韓國追加部署薩德、不參加美國導彈防禦網、不締結美日韓三國軍事同盟的“三不”承諾所束縛。勝選後，尹錫悅政府把美國視為重要的盟友和夥伴。對日政策方面，尹錫悅與岸田文雄在電話會談中就努力改善兩國關係達成共識。
尹錫悅將韓國定位為“全球中樞國家”，主張對外戰略要更具全球視野，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2022年12月28日，韓國政府公布了韓國版“印太”戰略，這一新戰略主張擺脫以往重視韓朝關係、聚焦半島問題的外交政策，呼籲韓國作為“全球中樞國家”發揮新的地區作用。尹錫悅政府主張以大膽的外交和強有力的安保為基礎，繼續深化與美國的經濟和政治聯繫，將合作擴大到朝鮮半島以外，以應對更多的地區和全球挑戰。
二、戰略性接近的總體態勢
日韓雙方在首腦會談前就為改善兩國關係創造條件，兩國外交部門以應對朝鮮核導問題為由推動恢復安全對話，并圍繞“慰安婦”“強徵勞工”等歷史問題、日本對韓出口管制等經貿問題進行預先磋商，達成初步解決方案。尹錫悅認為“必須切斷韓日對立的惡性循環”⑦。岸田亦表示將積極推動改善日韓關係。在改善兩國關係上，日韓均持積極態度。日韓從過去以所謂朝鮮威脅為焦點的合作，升級為構建整個“印太地區”自由與和平的“泛地區合作機制”，合作領域將不局限於安全領域，還涵蓋經濟、尖端技術和人員交流等方面。
（一）首腦“穿梭外交”和各層級對話機制形成
日韓首腦“穿梭外交”最初由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和盧武鉉於2004年共同商定，因小泉參拜靖國神社而中斷，2008年韓國總統李明博和日本首相福田康夫一度恢復，因歷史和領土問題再度中斷。2011年10月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和李明博再度恢復，但因領土問題中斷12年之久。本次日韓重啓首腦“穿梭外交”，實現了互訪。2023年3月16至17日，尹錫悅訪日與岸田文雄會談，開啓了日韓戰略性接近的新局面。僅時隔50餘天，5月7日至8日，岸田文雄訪韓。⑧上次以“穿梭外交”形式訪韓則是野田佳彥2011年10月的出訪。岸田邀請尹錫悅出席七國集團廣島峰會的擴大會議。另外，日韓宣布將重啓兩國財政、貿易、科技等部門的部長級會談，就雙邊關係中的重大與敏感問題進行磋商。兩國同意通過美日同盟、美韓同盟、雙邊及三邊安全合作加強遏制力和應對力。首腦會談決定在推行韓國“自由、繁榮、和平的印太戰略”和日本“自由而開放的印太戰略”的過程中保持密切合作與溝通。⑨在首腦“穿梭外交”的牽引下，日韓雙邊對話機制有望全面恢復，戰略溝通狀況有所改善。廣島峰會期間，岸田文雄與尹錫悅、拜登舉行三國首腦會談。日韓與美國對華制衡戰略形成更強策應、聯動的新高度，兩國傾向於聯手應對“外部威脅”，減少摩擦，增加合作。在拜登的推動下美日韓三國合作機制逐漸形成，2023年8月18日在美國戴維營舉行三國首腦會議上簽署《戴維營精神：日韓美聯合聲明》《戴維營原則》《協商約定》三份文件，組建由三國參與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⑩美國藉勢開展戰略外交，力圖實現三邊結盟，推動北約介入東亞事務。
（二）以“朝鮮威脅”為由重啓軍事安全合作
日韓安全合作是兩國關係發展的重要方面，具有高度敏感性。日韓在首腦會談上譴責朝鮮發射彈道導彈，強調“更緊密開展安全合作”并強化美日韓安全合作。安全對話方面，日韓明確重啓中斷5年的部長級安全對話，并重啓副外長級戰略對話，修復外交與防務部門間政策協調。另外，兩國決定恢復實施2019年中斷的《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加強以朝鮮半島為重點的軍事情報共享。日韓還決定在此前聯合舉行反潛演習的基礎上，繼續開展反導反潛、海上救助聯合演習，并改善兩國海軍因2018年“火控雷達照射事件”⑪惡化的關係。2023年4月，日美韓實施三國海上聯合演訓。日本海上自衛隊“愛宕”號和美韓兩國海軍的驅逐艦參加了此次演習，訓練設定了朝鮮彈道導彈瞄準的模擬目標，確認了日美韓展開探測、追蹤和情報共享的流程。同一天，日韓2+2司局級外交安全對話時隔5年重啓，雙方就朝鮮半島乃至東北亞安全局勢、兩國安全政策合作現狀與未來發展方向、合力應對朝核問題等事宜交換意見。同年10月，以涉朝問題的日韓副外長級戰略對話時隔9年重啓，雙方就朝鮮在軍事上與俄羅斯加強關係交換意見。⑫以應對朝鮮“安全威脅”為名的日韓軍事合作成為驅動兩國戰略性接近的重要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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