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負情緒會表現為對熱點問題的“非理性”應對。蔡英文總統藉香港“修例”風波攻擊大陸“一國兩制”，加緊營造台灣社會的恐慌氛圍，促使平日對政治冷漠的青年群體開始關注手中的選票權益，奔走相告珍惜選票，青年選民的投票熱度快速提升。蔡當局在短短數月，翻轉民意，贏得連任，為持續推進台獨創造機會。事實上，通過刺激青年政治情緒獲得選票並不是民進黨第一次使用的競選策略。早在2014年的“九合一”選舉中便有所體現，“太陽花”運動後大學生群體的政治參與熱情被激發，“太陽花學運”的爆發一方面體現出台灣青年對於台灣現況的憤怒，一方面也可透視出其對大陸政治情緒的反應。屬於對當下境況的情緒發洩。民進黨可以獲勝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大量青年選民票數的增加，平時政治冷漠的“首投族”為其選票多有“加持”。由此可見青年政治情緒發洩後的影響力具備持續性的特點。
三、政治情緒負面化發展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政治情緒的負面化發展會給青年的價值觀帶來不可磨滅的傷害。首先，帶有政治負情緒的青年很容易對政治問題的認識表面化，體現出敏感性和偏激性。其中，個人主義喧囂日上，社會責任感下沉。其次，對政府信任度下降，厭學、棄學、衹顧眼前利益，情緒波動性強，浮躁之風盛起，社會衝突可能性增多。
（一）情感認同弱化、兩岸融合“表面化”
從政治情感而言，台灣民眾的政治情感趨向複雜化。台灣經歷了被拋棄、被統治的悲情時期，對威權產生了嚴重的排斥心理，現在台灣認為自己達到了西式民主，而大陸的體制在台灣看來則屬於落後的威權時期的統治模式。從心理上不願意接受“優越”體制對“落後”體制的讓步，即便在經濟和惠台措施的多方友好舉措下，改變台灣該種政治心理仍舊困難。此外，長期媚外的政治、經濟依靠也令台灣對美國和日本的接受度更強。2020大陸爆發疫情後台當局“以疫謀獨”的相關做法在大眾媒介的傳播下，島內和大陸接受到了不同角度的認知。島內部分群眾認為蔡當局是為了台灣發展，還有大部分對此持冷漠態度，不支持也不反對，少量群眾認為政黨失去底線。大陸民眾接受到的教育認知是台灣是同胞，遇到困難應鼎力相助，面對此次新冠疫情的困境，台灣當局推出種種令人“傷心”之舉措，一方面禁錮了台灣的民意表達，另一方面將兩岸民眾原本的政治認知推向難以扭轉的分離之態下。
此外，台灣社會已經出現了多元的政治取向，不斷衝擊大中國政治文化的主統地位。各種政治主張同台角力,很難達成價值取向上的“共識”。⑦大陸目前處於“一元”結構政治體制下, 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社會主義政治文化、西方政治文化交相呼應，衍生出專制與民主、法治與崇聖共存的矛盾觀念。民眾受此影響，政治心理體現出傳統性、現代性與後現代性並行, “一體多元”的政治文化發展趨向。兩岸不同的政治文化薰陶下的青年認知差異隨著年月的增長進一步深化。
（二）網絡渲染下的“敵對性”升級
台灣主流媒體，尤其是 “獨派媒體”主要訴諸嫌惡與恐懼的兩岸關係報導，加劇台灣民眾對大陸的對立與抵觸情緒，對於當前兩岸交流造成了負面影響。政治問題引發的兩岸青年網友罵戰現象頻發，小至個人，大至國家，哄抬兩岸青年政治情緒。台灣明星的政治態度備受關注，其粉絲團體在網絡上的狂熱支持在面對國家統一問題上也自動劃分成兩層。如台灣藝人周子瑜等未經證實下被爆出有台獨傾向言論，引發兩岸網友的激烈罵戰，公開道歉後網絡上的對抗熱度依舊不減。輿論政治化加深了兩岸民眾對各自政治文化的認知，拉寬了兩岸青年交流的鴻溝，環球時報報導稱“不要給台灣藝人亂扣帽子”⑧，希望珍惜兩岸情感。然而現實是新冠疫情台當局的“以疫謀獨”，ECFA的停止，兩岸交流的斷層，大陸“武統”聲高，台灣“亡國感”之憂慮更甚，形成惡性循環。
（三）政治參與的“非理性”升級推動台灣問題複雜化
台灣青年將自己的政治觀感通過政治參與的方式給予表達。然而在“病態化”的台灣民主選舉態勢下，青年選民的選票多數淪為政黨競爭的工具，造成台灣以及兩岸局勢的惡性發展。
不僅如此，政治極化發展下選民也出現了極化的現象，中間選民大有被分流的跡象。有學者認為，高度的黨派極化表明政黨在公共政策上擁有明確的立場，將會促進更高的政府績效責任。兩極分化的政治有利於提高公眾政治參與的熱情，公民在投票時更有可能投票給最能反映他們在某些問題上的觀點的政黨。⑨換言之，極化的民眾會對其所支持的政黨議題做出積極的反應，按照這樣的發展趨勢，民進黨當下已然出現“一黨獨大”態勢，其民眾支持度走高也是變相助長了台獨氣焰。從蔡英文總統2020年連任後的各自舉措看，台灣“獨”性漸長，台海風險也逐步提高。波譎雲詭的台海動局也在損傷台灣經濟的長效發展，阻斷兩岸往來，衝擊到台灣社會各個領域，對本就處於失業壓力的青年群體而言，其未來發展的不確定性更為突出。
四、對台灣青年政治負情緒的調控思考
青年政治情緒的負面化受所在的政治、社會氛圍影響，青年心理上的脆弱性和敏感性被激發。通過對青年政治情緒的觀察，可以看到台灣政治生態及社會屬性的變化。負面情緒的危害小至個人，大可上升至國家層面，需及時糾正，以防進一步惡化。另外青年正處於個人價值觀的塑造和成型時期，更需得到關注和正確的引導。
（一）重視青年群體的需求、弘揚公平公正之風
政治負情緒產生的一大重要因素在於個人訴求無法得到滿足。持續下行的經濟境況使得台灣青年長期處於高失業率的壓力之下，青年群體對社會熱點的反應就會呈現出“高敏感度、感性、從眾性與偏激性等特徵。”⑩為了避免情緒宣洩帶來的惡性影響，大陸方面可對青年的需求多加重視。強化同等待遇，構建公平簡約的服務機制。形成無特權、重關懷的服務風氣。
兩岸青年的融合不等同於簡單層面的溝通交流，需要彼此深刻地感知到雙方享有均等的權力和義務。一方面可消除大陸青年對台灣青年特殊化的區隔，另一方面也可加深台青在大陸工作或生活時的歸屬感。在對接台青時其合理化的需求應得以滿足，不合理的需求不能聽之任之也避免過度責備引發不滿，需加以引導疏解，以達成相互的理解。
此外，政府可敦促各個企業完善用人機制，在就職、升職機制上給予公平合理的對待，營造整個社會的公正氛圍，如果青年有所不滿，也不會輕易地將情緒宣洩在社會之中，相反可以更進一步促進青年自身整體能力的提升。
（二）強化媒體正面宣傳，避免假性“民主”誤導
台灣媒體對大陸過度的“妖魔化”，常常使得不明情況的青年衍生對大陸政治體制的排斥感。過去數十年，民進黨對媒體的掌控度日漸提升，現在台灣的媒體基本全面綠化，為了生存，多數媒體緊隨政黨風氣，煽動民間情緒。青年群體作為媒體的主要使用群體，不可避免地受到各方錯誤信息的引導。然而，互聯網的發展也為青年看到世界提供了契機。大陸媒體可依據青年的喜好來制定有吸引力的文化解讀和政策宣傳，讓台灣青年群體可以對大陸形成正確積極的政治認知。對大陸的“民主”有更深刻的瞭解，提升來陸交流和生活的意願。同時也可避免一些打著“民主”“自由”旗號的干涉行為產生。
其次，管控網絡言論的不實之風。媒體的信息傳播功能促使人們可以快速地瞭解到世界各處發生的事情，與此同時，一些未經求證的、被惡意剪輯的新聞信息或是視頻被廣泛傳播，時常激發網民的身份立場，產生激烈的罵戰甚至上升至階級、種族的對立，愛國主義被扭曲成極端的民粹主義。需加強社會宣傳、學校教育，以舒緩政治負情緒積壓而產生更嚴重的社會影響。
（三）定期的心理防禦培訓，抑制政治情緒“非理性化”
密切關注青年的社會情緒變化，建立起情緒控制的社會機制，以社區的形式強化台灣青年在陸的就業、生活等問題解決，提供專業的心理指導，完善基層工作，深入地調查各地對台政策的實施效果，避免自我臆想產生的“政策誤讀”。關注不同職業的青年群體的需求，相對準確地定位青年群體政治情緒的發展階段，爭取在負面情緒的演化初期將問題解決，以免拖延而產生激烈的社會行為。
提供定期的心理防禦培訓是基於青年對自我情緒的控制和意識不足的情況，通過提升面對問題的情緒控制力，消除心理不平衡感，增強社會責任心，降低社會衝突發生的可能性。
值得提出的是，通過對兩岸關係數十年的發展觀察，以經濟吸引扭轉台灣民眾的政治認知相對乏力，兩岸青年融合過程中的情感認同更具影響力。情感認同增強，彼此的溝通才能深入，避免交往“表面化”。相互理解的境況下對於政治情緒的負面化控制可有實效。
馬克思在解讀人民權力時曾說“他們不能以自己的名義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一定要別人代表他們。他們的代表一定要同時是他們的主宰, 是高高地站在他們之上的權威,是不受任何限制的權力, 這種權力保護他們不受其他階級的侵犯,並從上面賜給他們雨露和陽光”。在兩岸關係的良性發展方面，民進黨影響力雖存，然而青年作為時代發展的主流軍，經過正確積極的價值導向後，也可以自下而上地影響上層的決定。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民進黨持續挑戰民意底線，而大陸持續釋放善意，台灣青年若能接收到這樣的善意，未來的兩岸關係則更可期待。
注釋：
①[美]約翰·桑特羅克．心理學導論[M]．吳思為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1.462．
②曹帥、許開軼.社會轉型視閾下的政治情緒：內涵、表現與發生機理[J].甘肅理論學刊，2014(2).
③林聰吉，解析台灣民衆的反政黨情緒[J]，台灣：選舉研究，2013(01):44.
④台灣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認同創新高 但維持現狀仍是主流民意[N]. BBC新聞，2020-07-14.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53391406檢索日期：2020-10-15.
⑤王國發. 青年政治負情緒及其控制[J]. 青年研究，1991(05).
⑥“一種缺乏核心價值的、空洞的意識形態，是一種鮮明的二元對立價值觀。”參見林紅.民粹主義在台灣：對抗的政治與焦慮的社會[J]. 台灣研究，2019(04).
⑦彭懷恩.台灣政治文化的剖析[M].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217.
⑧不要給台灣藝人亂扣台獨帽子[N]，環球時報，2019-3-2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8777333594980159&wfr=spider&for=pc檢索日期2020-10-15.
⑨Kim L. Fridkin. The Dimensions of Negative Messages[M]. 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 January 2008，36(5):694-723.
⑩孫璇：台灣“青年反叛”現象與青年社會運動演化機制研究[J]，理論探索，2016年第06期。
（全文刊載於《中國評論》月刊2021年2月號，總第278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