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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對澳大利亞的紅酒、煤礦、牛肉等產品加征關稅，限制入口。圖為杭州超市內的澳大利亞紅酒。（法新社） |
中評社香港5月23日電／盡管有歷史教訓，但澳大利亞還是再次對中國采取了一種將口號置於考慮周全、靈活應變的決策之上的方式。自2016年底以來，先是在幕後，而後從2017年開始，在安全和情報機構負責人具有決定作用的敦促下，澳大利亞公開選擇了一條行動路綫——“反擊”中國、“大聲抗議”中國，然後在2017年和2018年，我們站到了盟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前面”，刺激中國，對抗中國。
安全政策屈從國內政治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網站5月17日載文《澳大利亞在對華問題上是如何衝到前面的》，文章說，2018年8月，斯科特•莫里森接任後，這種政策變得更加明顯。三周前，莫里森政府通過國防部長彼得•達頓和內政部高級官員邁克•佩祖洛的講話提出所謂“為戰爭做好准備”。
在高級部長和高級官員層面討論為可能的“戰爭”做准備，這讓我們走到了拜登政府的前面。與我們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拜登政府的官員措辭謹慎，協調各部門的表述，并讓其盟友加入到向中國施壓的行列。當然，我們也遠遠走在了日本、新西蘭和新加坡的前面。
一位非常了解國防政策制定的前高級官員說：“如果莫里森政府在談到與中國的戰爭時是認真的，那麼如果不把5%-6%的國內生產總值用於防務，就是一種應當受到責備的疏忽。這是讓國家安全政策屈從於國內政治。”
近幾個月來，我一直試圖弄清楚澳大利亞為什麼、怎麼如此突然地在對華政策上出現180度大轉彎，它的政策目標是什麼，為什麼我們以如此笨拙、代價高昂而且如今又以非常好戰的方式維持了它。
決策已經不再深思熟慮
結論是，雖然我們大大改變了我們的應對方式，但我們沒有為與中國的新關系確定政策目標，沒有為實現這個目標制定戰略。我們也沒有徹底評估各種備選方案。部長級別的官員對中國的潛在敵意加深，并將陳舊的口號變成了政策。在一個如此重要的領域，傳統上分寸得當、深思熟慮的決策已經不複存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