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的產業政策，比如用於醫療用品領域的政策，對其他地方的競爭者是否不公平？
我們不應貿然作此判斷。推行產業政策的標准理由是，國家有必要支持產生溢出效應、技術外部性和其他廣泛社會效益的新產業。但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國家并不擅長識別哪些行業值得支持，而國內消費者和納稅人承擔了（一國產業政策失誤的）大部分成本。換句話說，如果中國的產業政策被誤導，那麼因此受損的是中國自己的經濟。
按照同樣的邏輯，如果中國的政策制定者瞄准了社會效益超過私人效益的活動，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益，那麼外國人沒有理由抱怨。這正是經濟學家所說的“修複市場失靈”的典型案例。
當所討論的外部性是全球性問題時，如氣候變化問題，這一點尤其正確。中國對太陽能電池板和風力渦輪機的補貼降低了可再生能源的成本——這為世界其他地區帶來了巨大好處。
很少有人指責中國生產者抬高價格。更多的時候，抱怨是相反的，中國企業被批評拉低價格。這樣的指責可能更適用於美國和歐洲公司，它們經常是高科技市場的主導者。
歐美對產業政策的新推動，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對中國“威脅”的擔憂。但從經濟的角度看，這個焦點放錯了。需求和補救措施應放在自己的國內領域。目標應該是在國內建立更具生產力、包容性的經濟——而不是簡單地要超過中國或破壞中國的經濟進步。 |
